地方高校特色课程构建与教学实践探索——基于成都大学“成都通”课程

如何将文化育人、实践育人与团队科研精神融入到地方高校本科教育中,值得探索与思考。成都大学“成都通”课程,是一次重要的本科教学实践探索。课程主要分为优选知识内容进行课堂知识传授与拓展校外教学空间两大模块,形成小组团队合作、调研实践与总结汇报。同时,课程以研学结合模式体现文化育人与实践育人的教育目标,教学互动模式融合了“翻转”创新并辅以“讲座+活动”形式,在构建城市型综合大学的人才培养个性与优势课堂方面进行全新的尝试,目的在于培养熟悉、掌握、精通又具有宣传成都优秀历史文化知识能力的特色人才。

英藏S2204《董永变文》董永至孝感天意义分析

英藏《董永变文》是敦煌文献中极具俗文学文献研究价值的写卷。尽管该作品受到佛教的影响,但诸如"孤儿"、"至孝"、"感天"等具有本质意义的内容以及有关我国传统民俗与民族的信仰的文化信息几乎没有改变。在董永故事中,"孤儿"经验的痛苦召唤着人类最初的良知与恻隐,孤儿对"天"的诉求,更无限地触及着人们的孤儿情结与渊源久长的弱者经验。《董永变文》依然延续了"孤儿"文学这一主题,强调董永"年登十五二亲亡",是一个需要上天关爱与呵护的对象——"孤儿";至于董永"卖身葬父"最基本的价值则在于"至孝";董永"至孝"的文化意义,不仅仅在于对父母的感恩,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重要目的,即"感天",取得具有血缘关系的祖神或者称之为"天"的佑护。

牛郎织女神话与孝子董永的整合文化意义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丰富文化蕴含的人神鬼恋故事,不仅与原生态的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相映生辉,而且还通过各种“沟通的基点”互为影响,衍生整合。牛女故事的原生态则在衍生整合之中遵循着一种神话素材的保存原则,最终完成了传说故事牛郎织女之基本形态的建构。

中国神话中的“天衣情结”探析——以牛郎织女神话之“天衣情结”为例

牛郎织女神话中,"偷天衣成亲"自古以来便充满着神秘的诱惑力。在牛郎成年的关键时刻,老牛泄露天机,怂恿牛郎乘天女下凡洗澡之机偷取"天衣",从而促成了牛郎织女一段美满姻缘。牛郎所偷取的"天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透过我国神话世界的重重迷雾发现,原来"天衣"并非一件普通的外衣,而是与中国许多文化信仰有着密切的圣物,这些文化信仰时常通过神话传说以及风俗仪式体现出来。比如补天神话、寻母救母神话、偷衣婚娶认母神话、图腾神话、各种成人仪式、葬仪、祭祖仪式等。它连接着人与神的不同时空,沟通着人与神的隔离。

柳开“以斯道自任”的道统贡献及其影响

柳开为宋初道统传承人,其高举接续儒家道统的旗帜,以韩愈为标杆自觉担负起传承圣人之道的重任,为弘扬圣人之道开拓出一片天地。在韩愈道统谱系的基础上,柳开创建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荀、扬、王、韩、柳(开)的道统统绪,构建尊“荀”褒“扬”、从师学道、开古圣贤之道于时、复古尊儒、去夷即雅等具有鲜明特色的道统思想。受柳开道统思想影响,孙复、石介建构其道统思想,对朱熹确立道的传授系统,把道的起源向前推移、推广道统统绪起着重要的引领、借鉴作用,因而受到朱熹的推崇。这从侧面说明,在宋初的道统传承中,柳开的功绩在诸儒之前,并对其之后道的传授、推崇儒家正统地位、建构道统思想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先导效应,足以在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贤母的家国担当对家风塑造及子女官德懿行的影响--以成都古代贤母懿行故事为例

历代优良家风塑造、家国担当与责任意识的强化以及良好的官德培养,都是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及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贤母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古代贤母懿行故事中,包含了大量贤母开启教化、家风塑造、家范传承、忠义卫国、官德教育的内容,向人们呈现了一个在祖训父训之外的曾经被忽略的"母教"世界。贤母重视懿行垂范,塑造家风世范,通过家庭教育发挥贤母家国担当精神对文化传承的影响力;贤母富有远见卓识,重视学为世用,将家庭文化教育理想与国家事务、社会服务联系了起来;贤母胸怀家国担当,重视对子女的家国责任意识培养,强调为君任贤、为臣尽义的爱国精神;贤母往往德行不凡,重视子女的官德懿行培养,鼓励坚持为民不为利的用仕原则与操守。当今,应充分利用这些古代贤母垂范故事,弘扬优秀的母教文化,深刻认识母教对女性自我价值实现的意义,并充分发挥母亲角色的德行教育力量,从而服务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长远发展。

敦煌文献《须大拏太子度男女背》“父言”补校与释读

敦煌文献《须大拏太子度男女背》英藏S.1497(甲)、S.6923(乙)、法藏P.4785(丙),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据甲乙卷辑《失调名·须大拏太子度男女·十一首》。《须大拏太子度男女背》原卷明确"父言"有四。"父言(来日见男女)"一首,《总编》校释疑"来日"是"尔母"之讹,事实并非如此;"来日"犹言"来时";《总编》校释以为"心"或是"今"之讹,不确;"不许见"亦非不许两儿见母,丙卷作"不喜见"。"父言(世间恩爱相缠缚)"以甲卷为胜,佛经常以"树"为喻来阐释世情;并有"树下住"之喻,甲卷因"着""住"音同而讹,而"相逢""逢"意同,"相"又与前"相缠缚"之"相"重复,故校"相逢着/相逢树/风吹切"为"逢树住"。

弱者情结与文学中的苦儿主题探析

“弱者情结”是心理学界未给予充分发掘的命题,“苦儿文学”是俗文学研究未给予充分关注的领域;而这两者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苦儿”是在人类社会特定阶段对社会“人”群中生存于特殊家庭结构、特殊物质与精神状态下的一类弱势群体的特定称谓;而“弱者情结”正是以“弱者”“弱势”为核心,由潜意识中的弱者认同、欲望和情感组成的系列复杂心理。作为经典文学类型和文学现象,那些被聚焦在传统文学作品中的“苦儿”形象,似乎都曾毫无例外地被作为幼者、弱者的代表,或者成为诠释人类悲剧命运、忧患意识、抗争精神、拯救精神的特殊指代,作为我们文学欣赏的对象,也成为我们心理学视野下久挥不去的“弱者情结”的载体,换言之,心理学视野下的“弱者情结”具有阐释“苦儿文学”深层创作动机的可能性与重要价值。

英藏S.2014《七夕诗并序》释读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S.2014诗并序皆不能称为经典,但却未加雕琢地保留了敦煌官僧民众"七夕"赋诗作序系列手稿原貌。另外,S.2014中的词汇,有的与晚唐时代敦煌当地的语言有关,如《七夕(自到敦煌)》"耐""管领""接括"等词汇都并非错字。校释该卷内容以及对写卷创作情境进行合理还原,对研究敦煌僧众文化生活、俗文学创作、抄经写经的意义以及敦煌七夕民风习俗等皆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与意义。

敦煌文献“董仲寻母”与“目连救母”情节内涵比较

敦煌文献中《目连变文》与《董永变文》皆属于佛教讲唱文学,但它们所体现母子分离原因、幼子寻母缘起、寻母者能力、寻母认母的凭借、天机泄露与宣示佛法的意义、母子情感与寻母故事的结局、母亲的善恶形象及其所归之处是天堂抑或地狱等,皆有不同。尽管来自于佛教的“救母”故事最终影响到我国“寻母”传说的演变,但故事的渊源与所接受的影响,却只能是两个不容混淆的问题;“董仲寻母”并非来源于遥远的国度,而是与我国远古时代的民间习俗、祖先信仰、孝亲文化有着难以割裂的渊源关系。

“桥”之原型意义下的《再别康桥》

鹊桥是天上的神桥,这座空中的爱情之桥不断的被建造,又不断的神秘消失,与银河两岸牛郎织女"欲爱不能"的永恒和必将分离的命运,不断强化着水的隔离、桥的断裂以及不偶之情的古老联系与意义,强化现实之"桥"与充满爱情忧伤的"鹊桥"完美的融合,最终使"桥"被凝滞成坚贞不渝的爱情的象征,成了无数诗人、作者偏爱有加的原型符号。

成都贤母大爱元素的垂范形式与价值

作为我国西部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天府成都自古以来非常重视母教,而且拥有丰富的母教文化资源。这些贤母懿行所呈现的无私的爱与善的文化元素,以其尊礼至孝、和睦宗亲、琴瑟和鸣、均一等爱、友善邻里、博爱善良等丰富的实践与垂范形式,早已成为天府成都乃至整个社会和谐发展不可小觑的力量。

天府文化的校园传承与传播路径分析——以成都大学“国学经典”“成都通”实践教学为例

通过怎样的教育教学才能更好地挖掘、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优秀地域文化,提高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的服务水平与贡献力度,是现代高校教育教学领域需要积极思考的问题。以成都大学"国学经典""成都通"实践教学探索为例,在成都市优秀地域文化天府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方面,这两门课程相辅相成,并适当运用多课程、多路径的方式,为培养成都通特色人才、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府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提供了一种颇有实效、积极可行的方式方法。

由“盛服”“侯人”习俗到“侯人而未得”的盛装罗敷

桑林故事的"盛服"有"称"和"不称"之差,"侯人"有主动与被动之分,"邀约"有"得"与"未得"之别;与之相随的,"观桑、侯人、邀约、拒邀"成为桑林"侯人而未得"故事模式的重要类型。先秦文学中曾展示"如云""如荼"的出桑盛会,汉代《列女传》"鲁秋洁妇""齐宿瘤女""陈辩女"则又进一步将焦点聚向盛会中的"拒邀"并对"拒邀"理由做了裁度。《陌上桑》延续了桑林主题"拒邀"情节,并文学性地将"拒邀"场景刻画得声情具备。值得注意的是,《陌上桑》中罗敷盛装与后人所谓的贞洁无关,与采桑劳动也有极大冲突。事实上,传唱千古的秦罗敷,是一个曾令无数观桑者为之痴迷、为之踟蹰的"侯人"女郎,盛装罗敷采桑拒邀最直接的内涵就是"侯人而未得"。

敦煌学家项楚先生的研究生教育实践与影响探述

项楚先生是一位和蔼可亲、低调淡泊的长者,一位视学术为生命、坚持以教育为己任、令人钦敬的导师。自1980年调入四川大学任教,在四十多年的研究生教育与实践中,项先生坚持从培育学生的学术情怀入手,激发学生对学术事业的执着,增强其从事学术研究的使命意识及有担当的学术精神;通过课堂教学“开卷”启迪,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鼓励学生挑战权威的勇气、沉潜精神、自主摸索适合自己的治学领域与治学路径。

上博簡《子羔》篇與聖王之道的傳承問題

上博簡《子羔》篇孔子與子羔關於堯、舜、禹、契、后稷事迹的問答,記載了五位遠古帝王聖人之德及其聖王之道傳承中的王者之作、善與善相受、聖王賢臣、聖王時運及德位相稱等五大問題,傳達了孔子的聖人天命、大德必有其位的思想及其對善與善相受這一聖王禪讓原則的認同。篇中内容與上博簡《榮成氏》等篇有互補,爲傳世儒家著述所無或有所不同,爲更全面、準確地理解和研究儒家聖王之道以及中華道統傳承與發展的早期形態提供了新的證明材料。

颜子之儒“学圣”“言道”特质在上博简中的体现

颜子学以至圣人之道,其学具有强烈的"学圣"、"言道"特征,在我国道统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上博简《颜渊问于孔子》、《君子为礼》等儒家典籍佚文,内容涉及颜子对圣学"事"、"教"、"至明"之道的默而知之,对"仁"、"义"、"礼"、"智"、"信"、"让"的谙习体悟,也体现了颜子与圣合契的学圣功夫、致力于有道社会重建的"言道"理想,以及知微知彰、察往知来、洞悉天道的庶几之力,这些资料不见于传世经典,甚为珍贵。

滄江書院尋蹤

在《答陳平甫》信中,南宋一代學者宗師張拭曾說,'某自幼來南,周旋三十年餘間,又且伏首於衡山之下,是以雖爲蜀人,而不獲與蜀士處,以親友其仁賢,每以是念'~①。也許正是這樣的原因,身爲蜀人而長期寓居在外的理學家張拭對前往嶽麓問學的四川學者(以成都人居多)深有好感;而蜀人也大多傾慕張南軒之學,從張拭問學的人眾多。《宋元學案·二江諸儒學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