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城市空间结构的合理布局是创新资源在空间上优化配置的前提,是进一步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关键。基于2003-2020年DMSP-OLS与NPP-VIIRS连续校正的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实证分析了省域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省域多中心空间结构有利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并在工具变量的检验下,结果依然保持稳健。异质性结果表明,拥有双中心的省域和市场化水平更高的地区更能发挥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创新的提升效应;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发明专利的影响效应要低于其对非发明专利的影响效应。机制检验表明,多中心空间结构通过缓解资源的错配程度、加速要素的自由流动进而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进一步研究表明,250公里以内的城市空间距离和良好的基础设施水平均能有效发挥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

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

基于1995~2014年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数据,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考察我国省际高技术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结果发现我国高技术产业明显有空间上的关联性并存在较大的溢出效应,高技术产业空间关联的密切程度有提升趋势。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处于网络的中心地带,在网络中扮演着"中介"的角色,上海处于核心地位,青海和吉林处于最边缘地位。双向溢出板块与净收益板块的成员基本处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在网络中发挥着净溢出与经纪人板块的作用。因此,在高技术产业发展政策制定时,要有全国一盘棋战略思维,要充分发挥各板块之间的关联性,要制定差异板块产业发展政策。

我国区域创新空间关联的网络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6—2015年我国省级区域创新指数,通过社会网络分析(SNA)和QAP回归分析,考察区域创新空间关联的网络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各区域创新均不断加强,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还存在一定差距;各区域趋向平等化发展,区域创新的空间联系更加紧密,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创新中心集中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吸引其他地区的创新资源流入,并对其他地区的创新活动有较大影响,其区域创新联动也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科技投入、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区域差异均显著影响区域创新的空间关联和溢出效应。应制定差别化的区域创新政策,充分发挥各区域在整体创新网络中的积极作用;要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创新环境和创新活动的区域差距,促进整体区域协同创新。

中国省际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及时空特征

基于2012—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测度中国省际高质量发展水平,并采用地理信息系统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相结合方法,考察其时空格局演变,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中国省际高质量发展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但省际差异较大;从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看,省际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空间上有明显的集聚效应,且有所加强;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高水平的高质量发展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带,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布局;从五大发展维度看,五大发展维度之间存在差异,创新与开放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率最高,而协调、绿色与共享的贡献率相对偏低;在样本期间内,五大维度发展都呈现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呈现由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散的趋势。为此,中国要通过发挥高质量发展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力度,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等,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

中国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

基于2006~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的综合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与计量模型,分析全国30个省(市)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及其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的综合水平指数在样本期间内处于不断上升趋势;全国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间整体耦合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协调度处于低度耦合协调阶段,不同省份之间差异明显;协调度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布局,良性的耦合协调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环渤海地区。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间耦合协调度与经济增长存在正“U”形关系,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性。为此,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精准定位,彰显地区特色优势,缩小地区之间耦合协调度差距,避免其负外部效应出现。

雄安新区建设对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结构影响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

雄安新区建设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战略选择,必然会对京津冀城市群产生影响。基于灰色预测模型对2022年的雄安新区相关数据进行预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比分析雄安新区建成前后对于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在2022年的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关联网络中,网络关联数与网络密度有所上升;网络的点度中心度均值与接近中心度均值上升,而中间中心度均值下降;点出度中心势明显大于点入度中心势,但其增加变化率却大于点出度中心势的增加变化率;子群内城市位置也发生相对的变化,子群内部平均密度、子群间平均密度,都有很大提升。结果证实雄安新区建设有利于优化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结构,有利于促进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

全面高铁时代省域中心城市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研究

通过与普通铁路网进行对比分析,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法,考察全面高铁时代下中国省域中心城市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变化。结果表明:在高铁交通网中,省域中心城市的经济引力值大幅度上升,不同地区的提升幅度存在差异,由大到小依次为西部、东部、中部和东北;整体网络密度、点入度均值和点出度均值、中心度均值都明显提升,城市表现存在差异,合肥、长沙和天津提升相对显著;子群中城市变化不大,但子群内部、子群与子群之间密度却发生了变化。全面高铁时代,要素在省域中心城市之间流动加速,这要求各省域中心城市要在更大空间谋划产业分工,分享高铁经济红利,要重新考察各省域中心城市角色定位,从全国"一盘棋"战略,推动高铁网络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吗——基于“中心—外围”视角

数字经济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基于中心-外围视角,实证分析了2003—2019年中国250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缩小中心一外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下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缩小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但对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信息基础设施更为发达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效应更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市场潜能、增强城市经济联系和促进创新创业三个途径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中心城市规模越大,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减小效应也就越大。数字经济发展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心城市发挥辐射作用的范围为250公里,距离中心城市越近,数字经济发展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提升效应越明显,越能缩小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异。

数字化转型重塑了企业地理格局吗?--基于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上市公司异地投资数量和投资距离,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条件下依然成立。(2)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和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异地投资促进作用更明显。(3)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和提高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促进企业异地投资。(4)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与空间距离存在先增后减的倒“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异省的异地投资促进作用大于同省的异地投资;中心城市相较于外围城市更易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获得投资机会。本研究在微观层面为数字经济发展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升了城市群创新能力了吗?——以十九大城市群为例

基于2003-2019年十九大城市群21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城市群创新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有效提升了城市群创新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东部城市群创新能力提升效应高于中西部地区;国家中心城市规模越大,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城市群创新能力提升效应越明显;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城市群技术密集型行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效应高于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影响机制表明: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通过促进城市群功能分工,增强知识溢出效应,提升市场可达性和金融集聚度等途径影响城市群创新能力。进一步研究表明: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城市群创新能力的影响与空间距离呈现倒“U”型关系。同时,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城市群创新能力的提升效应取决于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质量,而不是拥有的数量。为此,要坚持以国家中心城市为核心推动城市群合理分工,积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综合实力,平衡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和虹吸效应,合理规划国家中心城市的空间布局。

高铁建设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了吗?

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基于2006—2019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相结合,实证检验高铁开通以及高铁网络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有助于促进产业协同集聚,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讨论下依然成立。高铁开通对东中部地区、大中型城市、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以及高铁站距离市中心30公里以内城市的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作用更为明显。高铁开通通过加快高素质劳动力流动、提升市场潜力对产业协同集聚产生积极影响。高铁线路的不断开通形成日益加密的高铁网络,高铁网络中拥有较高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的城市对“本地”和“邻地”产业协同集聚均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究为评价高铁经济效应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证据,也为加快高铁建设从而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2011-2019年的城市面板数据,使用多种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城市创新能力,且这种提升效应在东部和南方地区以及大城市更为明显。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是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机制;信息基础设施和金融发展在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的调节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效应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关系。为此,应积极推进数字生态赋能创新发展,制定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

高铁开通与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基于中心—外围的分析视角

高速铁路的发展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核心因素之一。基于2003—2019年的面板数据,将城市是否开通高铁作为准自然实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高铁网络,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系统考察了高铁开通对长三角中心与外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加剧了长三角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结论依然保持不变。城市规模异质性研究表明,高铁开通加剧了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对大城市影响不明显;高铁网络中拥有度数中心度越高的地区,越有利于缩小其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影响机制表明,高铁开通加速了劳动力流动进而加剧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极化效应,且该机制对外围小城市的影响更为明显。同时,高铁开通降低了外围小城市的投资力度,进一步拉大了其与中心城市的发展差距。进一步研究表明,多中心、网络化的高铁网络有利于缓解因高铁开通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此外,高铁开通明显扩大了距离中心城市300-400公里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本研究为从多中心、网络化的中心—外围视角理解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解释,也为政府推动高铁网络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