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思政”涵养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路径探索

本文围绕总书记关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从强化思政师资保障、拓展思政概念外延、延伸思政教育过程、打造思政社会平台等四个方面着手,探索以“大思政”涵养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路径,在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积极寻求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建立。通过多年专业建设和改革实践,上海师范大学总结出经济学专业教学经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经济学专业办学的灵魂;应将家国情怀和责任意识养成置于经济类人才培养的核心;经济学专业建设要做到“中国特色”和“国际化”两手都要硬。

相统一的课程思政顶层逻辑和底层逻辑:一个“4421”教学法探索与实践

高等教育公共产品供给要求育人育才之顶层逻辑和学生视角关己爱学有用之底层逻辑的统一。基于经济学科扎根于历史、制度和丰富动态实践土壤中的特点,可通过思政元素“4引入”来发挥经济学课程教学对顶层逻辑和底层逻辑的联结和黏合作用。以思政元素引入及其与教学环节有机融合之“4421”教学法,将实践、历史、制度和新成果引入教学内容,通过代入式教学、案例教学、启发式教学和研究式教学并举,课内、课外两方面教学场景创设以及形成性评价和诊断性评价结合的教学创新,解决了既有经济学教学和中国实践衔接不够、理论讲授“冷冰冰”、思政元素切入和教学效果评价不够系统等突出问题。

空港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一个长期因果关系检验

基于中国35个大中型城市1997―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空港与城市经济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大中型城市的空港客流增长是城市长期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的航空客流和物流均是城市长期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空港是城市发展的内生因素,会促进城市经济的长期增长;其他省会城市仅存在城市经济增长至空港客流长期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空港只对城市经济具有短期效应。空港的规模大小、是否为枢纽将决定是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去理解其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意义,空港条件的差异将加剧城市经济的分异,航空网络的发展也将对城市体系产生重要影响。而城市经济增长对航空运输的长期增长效应并不普遍,表明我国城市的经济产业结构对空港的依赖性还较弱。综合考虑城市发展条件,合理规划空港并布局相关产业,或许航空城将是未来都市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论中美关于贸易不平衡规模的争议

中美两国从来就没能就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具体规模达成共识。美国不合理的原产地规则、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和途经香港的转口贸易,是造成其对华逆差高估的三大主因。据本文估算,美国高估其对华逆差300亿美元。同时,由于香港的转口贸易,中方也低估了对美顺差200亿美元。中美贸易的实际不平衡规模大致为500多亿美元,介于中方统计数字和美方统计数字之间。

空港与城市创新能力相关性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

作为全球化运输网络的重要节点,空港具有汇聚资本和人才等研发资源的强大能力,同时航空运输也有助于知识精英远距离旅行和跨区域交流,从而能促进知识和技术的空间扩散,因此空港通常成为城市创新的推动者.选取我国29个主要空港2006～ 2010年客流量的相关数据,用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实证检验了空港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航空客流每增加1个百分点,该城市研发产出将增加0.22个百分点.

美国工业化阶段的历史评估

工业化是通向现代化社会的基本途径。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曾拥有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最为规范的工业化路径,其工业化经验对同为大国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依据发展经济学结构学派的工业化阶段理论,主要采用部门结构和人均收入的动态指标,对美国工业化过程的起讫时间进行了界定,然后将该过程划分为轻工业化、重工业化和技术集约化三个基本阶段,并根据产业重心不同将重工业化阶段分解为前后两个半段,并给出了每一阶段的具体时间范围。这种研究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美国工业化的全貌,并展现出美国经济崛起的历史轨迹。

全球化、国际资本运动与中国和平崛起

经济全球化改变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条件,是中国和平崛起最深刻的时代背景。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国际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要素流动障碍的消除,而资本又是工业文明时代影响大国崛起的核心要素,因此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资本运动构成我们理解中国和平崛起路径与机制的主线索。资本的稀缺性要求大国对外开放以获取工业化的资源,所以全球资本汇集是大国崛起的基本条件。在向中国工业化提供稀缺资源的同时,全球化也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了稳定的发展环境。在和平崛起成为中华民族最高目标的今天,全球化的不可逆转性以及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资本运动的不可控制性,决定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不可阻遏性。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经验科学进步的一般模式与当今地理学的发展——试以人文地理学为例

笔者首先引入库恩的范式理论和科学进步模式 ,并用协同学理论对之改造 ,以此作为本文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紧接着 ,尝试用该模式剖析地理学的发展历史 ,指出每阶段的大致时间区间、发展特点、重要的历史贡献和代表人物 ,并用自组织原理阐述科学危机和科学革命发生的机理 ,从而为第四部分分析当今地理学危机作理论铺垫。然后 ,以人文地理学为例总结地理学的科学范式 ,从而形成当今地理学发展总的图景。再之 ,本文指出当今地理学危机产生的原因有两个 :地理学范式逻辑结构松散和信息革命的挑战。危机是革命的先导 ,继计量革命和行为革命之后 ,(人文 )地理学领域将要发生战后的第三次较大的革命 ,(人文 )地理学范式将得以重塑 ,(人文 )地理学共同体的地理思维、地理行为将随之变化。最后 ,本文引申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地理学的两大发展任务和地理哲学领域的两大前沿课题 ,以供参考。

浅析近年上海外贸出口市场结构的变化——兼谈其市场选择

近年来 ,随着对外贸易的逐步发展 ,上海对其主要市场日本、美国、欧盟、香港和东盟的出口量不断增加 ,五大市场占上海出口市场的份额由 1995年的 76.5 2 %增加为 1999年的 79.75 %。其中 ,对美国和欧盟出口增速高于上海出口整体水平 ,其份额逐步增加 ;对日本、香港和东盟出口虽然绝对量在增加 ,但份额却呈减少趋势。在全面分析上海对五大市场出口变化及其成因的基础上 。

银行业集聚降低了中国金融包容水平吗?——对金融排斥中地理作用的实证研究

金融活动向优质区位的集聚提高了金融业绩效,但同时在宏观上造成了金融供给的空间分布与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匹配,增加了农村居民获取金融服务的空间成本,从而会在客观上降低区域金融包容水平。本文基于新金融地理学原理,利用2007—2012年中国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对我国银行业集聚与金融包容水平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银行业的空间均衡化在整体上有利于金融包容水平的提升,但银行业集聚对金融包容水平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的分散化能显著提高金融包容水平,而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金融机构的分散化对提高金融包容水平的积极作用不甚明显。

论国际资本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国际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要素流动障碍的消除,而资本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核心要素,因此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资本运动构成了理解中国和平崛起路径与机制的主线索。从美国崛起的经验看,大国的崛起过程就是逐步获得大规模使用和调控全球资本能力的过程,即成为全球性资本引力中心的过程。全球资本引力中心的地位保证了大国能够持续以低廉价格获得全球资本的支持,从而保证了其崛起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依靠工业化过程提供市场机遇的吸引力,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直接投资东道国,初步展示了成为全球资本引力中心的潜力。但是,缺少美国那样高效发达的资本市场对中国进一步吸引全球资本构成了严格约束,同时也构成了中国和平崛起前景中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东亚金融危机的再诠释

本文试图在新制度学的理论框架内，从经济制度、政府行为、文化制度三个方面分析 东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并指出东亚制度变迁的复杂性。

伟大的时代、非凡的人物、不朽的作品——重读李春芬先生“秘鲁200浬海洋权的地理分析”有感

2012年10月10日是我国著名地理学家李春芬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先生一生风骨嶙峋、德慧双修,才足以贻同侪,智足以发后学,为当代地理工作者留下了无限的景仰与追思。先生对区域地理尤其是美洲地理有深入研究,在50余年的教育生涯中朝乾夕惕、笔耕不辍,虽非著述等身,但亦先后有多部宏篇巨作问世。

上海制造业所有制结构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吗?——基于企业边界理论的分析与实证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激励差异,在价值链定位和组织边界决策上,国有企业较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倾向于用内部自制替代外部市场购买获取中间品供应,这一逻辑使区域制造业所有制结构制约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城市能级是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和全球城市的内在要求,但作为老工业基地,国有资本在制造业中比重偏大的问题可能会对此目标的实现形成干扰。文章运用1993-2014年数据检验了制造业所有制结构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绩效的关系,结果发现:上海国有制造型企业在中间品供给决策中存在一定自制倾向,其制造业所有制结构对当地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显著抑制效应。这一结论可为新时期上海制定正确的区域发展政策提供一定依据。

维吾尔族身份认同问题探究

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条件,新疆一直是我国民族问题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在党的民族政策长期教化之下,当前维族群体的国家认同已经很高,但与新疆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鉴于维族在新疆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构维族身份认同将是未来新疆民族整合工作的关键。

中国海上通道安全及保障思路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经济业已形成"两头在外、两头在海"的运行格局。对外贸易运输量巨大,且地区分布相对集中,加之海域的封闭或半封闭性特点,中国海洋运输对马六甲海峡等海上通道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其他国家;由于尚未构建起与自身经济实力和现实需要相匹配的海上安全保障体系,中国海外供应链暴露于多种安全威胁之下,使国民经济体系潜伏安全隐患,这些战略性威胁主要来自美、日、印三个国家,其中美国是唯一可动用全球性同盟力量关闭主要海上通道、瘫痪中国运输体系的国家。因此,基于对中国海上通道安全态势的解析和中国所拥有的战略资源的综合考虑,本文提出"以合作化解风险,以威慑保障安全"的总体思路,即以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中心,大力推进与美国、俄罗斯和航线周边国家在战略及各事务性领域的合作,同时沿南海、印度洋方向进行预防性战略部署,提升海上力量的威慑能力,从根本上保障中国海上通道安全。

南海主权争端的战略态势及中国的应对方略

南海作为一个具有战略通道功能和能源基地功能的特殊区域,在中国这个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地缘战略中具有特别重要地位。南海形势的持续紧张固然有其历史成因,但亦反映出当今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地缘环境趋于复杂的残酷现实。本文首先从南海地理概况、南海问题的历史沿革、国际社会对中国主权的认同三个方面辨析南海疆域地理格局和南海问题的动态演进;其次通过对南海权益争端脉络的梳理,指出南海问题在本质上已从中国与东盟当事国之间纯粹的资源争夺和领土争端,异化为西方大国阻击中国和平崛起的空间战场和历史节点;然后根据中国在"崛而未起"阶段特殊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指出能力和意愿的不足是导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战略被动的主要原因;文章最后提出了应对南海局势的基本思路:在坚持"区内问题区内解决"原则,力争在双边或多边制度框架内和平化解矛盾和冲突的同时,要树立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防范个别国家出现战略误判,并加大对该地区的战略资源投放,逐步强化对争议海域的有效管理和实际控制。

中国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研究

围堵与反围堵是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常态。本文立足于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原理,运用地理学的空间相互作用和区位选择等理论,探讨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权力一利益半径外延的必然性、与本文为竞争利益空间而发生的全球性战略互动,以及由此诱发的周边地缘风险。作者指出,由于区域的非均质性,中国向外实现战略突破时只能依循非均衡路径,即集中优势资源在空间阻滞效应较弱、"投资"回报较高的局部地区率先实现突破,并以此为"极轴"向其他地区辐射战略影响。在全球层面上,由于综合国力的结构性缺陷,目前中国宜把战略资源优先投放到"低政治"领域,运用渗透性较强的经济手段,争取尽快在非洲、拉美与西欧等地获取必要的战略立足点;而在区域层面上,中国应追求在"高政治"领域有所建树,选择与中国在地理上接近、文化亲缘性较强、战略互信度较高的国家进行对外拓展,如:巴基斯坦、缅甸、蒙古、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地。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

上海市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

本文主要从对外直接投资与上海产业国际竞争力之间关系的角度 ,论证了上海市大力开展FDI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指出上海要建设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 ,要想尽快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 ,就必须首先具有强大的产业国际竞争力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要推动上海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并相应提出了上海市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和区域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