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村委会选举失范的检视与反思——以陕西省S村为个案

针对中央两办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选举工作的通知》中涉及到的村委会选举失范问题,学界现有研究大都是政策解读式的理论分析,缺乏必要的解释力。所以本文试图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对个案村庄村委会选举中出现的贿选,非法使用暴力和村民自治权受到上级部门过度干预等不规范现象进行考察,以形成对当前村委会选举所面临困境成因的更具解释力的分析和思考。

复合性嵌套到接续性叠加: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政策逻辑转换

在脱贫攻坚阶段,国家层面的“动员型治理”、中观层面的“对口帮扶”与微观层面的“政绩锦标赛”等不同层级公共政策在实践中的互相嵌套和综合运用,就涌现出针对贫困难题的复合性政策效能。在乡村振兴阶段,“区域协同治理”“高位推进—多层次合作”“后发优势—反梯度推移”等政策设计与脱贫攻坚政策实践在历时性方向上接续叠加,产生多种资源、政策和制度的叠加效应,可能成为阻断返贫的有效手段和赋能乡村振兴发展的新路径。“复合性嵌套”向“接续性叠加”政策逻辑的转换,是“运动式治理”结构走向“常规化治理”结构的必然结果。政策逻辑、政策目标与政策治理结构的对应性关系,从表层来看受现代中国政治统合方式支配,更深层次受国家自主性基础上的国家能力所规定。

数字资本批判:青年群体“亲密劳动”症候探赜及消解进路

随着网络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亲密关系的构建延展到虚拟空间,发展出一种根植于情感联结、依附于数字平台、隶属于数字劳动的新型劳动类型——“亲密劳动”。青年群体作为数字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亲密劳动者”,逐渐演变成数字媒介消费过程中的“免费价值生产者”,在时间、创意、情感、爱好、情绪等方面沦为被数字资本支配的对象,导致了休闲异化、创意剥夺、感性消费等社会症候。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出发,综合运用“网络民族志”“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对青年群体“亲密劳动”中“亲密价值”的生产与分配问题进行讨论,旨在分析藏匿其中的资本逻辑,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代价值,并进一步探索青年群体“亲密劳动”症候的消解进路,力求为青年群体的“解放”提供经验性参考,以媒介正能量融入青年,提振青年信心,优化社会人才结构。

政党功能扩展:乡村产业振兴的“政党经营社会”路径分析——基于新平县基层党组织引领产业振兴的个案研究

当前乡村产业振兴研究认为产业发展离不开“行政下乡”“乡贤下乡”“资本下乡”的精英引导,部分观点否认政党或者党员在产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的发挥。一方面,他们认为基层党组织缺乏先进的市场感知能力和自我约束机制,不应也无力成为产业振兴引领主体;另一方面,强调“政党组织社会”的政治功能或者“政党引领社会”的社会职能较多,对政党经济发展职能所涉甚少。但是,在新平县桃孔村的实证研究发现,基于政权利益和人民利益相统一原则,基层党组织建构起产业振兴的“政党统合发展”机制,以能够统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理性”,建立起统合乡村产业振兴的建构性秩序与自发秩序的“统合秩序”,实现了“政党经营社会”的发展目标。由此,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在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治理职能之外,拓展出与其他政党不同的经济职能,形成对现有政党与社会、政党与经济关系经典理论的挑战,也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理性”的兑现和“发展型政党”属性的赋予。

多维度互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典型路径考察——基于对“砂糖橘进东北”的个案阐释

“砂糖橘进东北”触发了广西与黑龙江之间的“双向奔赴”,很好地阐释了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典型路径。在桂黑两省区各族群众的省际互动中,通过文化、结构、认知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和空间、经济、文化、服务和心理等方面的“多维度互嵌”,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经济、空间和情感的微观结构,奠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空间基础和情感基础。通过对“砂糖橘进东北”这一偶发性典型个案的考察,抽象和提炼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模式,希望能给其他省域内和省际之间常态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动提供理论借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整合”路径研究——基于云南省永仁县直苴村的个案调查

云南边疆地区的跨境意识形态风险、宗教分裂主义和领土分裂主义风险等因素容易造成广大边疆地区民众的中华民族认同危机。为了化解这一危机,本文宏观层面将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视角,从历史、现实、未来三重维度探寻云南乡村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理路。微观视角,将选择富含彝族非遗文化的民族村寨作为典型案例,结合田野调查,挖掘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建构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与价值,发现该村落结合自身资源开辟出了一条“文化整合”之路。立足文化整合视角,从“文化载体整合”“文化资源整合”“文化创作整合”“文化交流整合”“文化秩序整合”五个维度出发,对云南边疆乡村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整合”路径进行解读,为有着相似资源的其他边疆民族乡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可参考的经验支持。

“亲密陷阱”与风险治理——基于关系理性范式的讨论

针对中国风险治理中特有的"亲密陷阱",在制度主义范式、文化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都无法进行有效阐释的情况下,引入"关系理性"范式对其进行尝试性解读,可以认定,"亲密陷阱"的存在是中国人关系理性的理性化程度不够所致。"亲密陷阱"具体表现为"亲密而忘是非""亲密而少防范""亲密而无原则""亲密而失底线"等四种形态,其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非对称化关系模式。要走出"亲密陷阱",需要实现非对称化的亲密关系向对称化转型,也就是要积极推进主体间关系理性化进程,通过主体间关系的有序化调整,打破其运行逻辑,从而达到对隐匿其中的风险进行有效治理的目的。

现有共同体研究范式之检视与超越

当前学界对共同体相关理论的运用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拿来主义倾向。从对现在的共同体研究范式的检视与反思来看,这种拿来主义做法的弊端就在于直接将隐藏其后的"二元式思维"拿来为我所用。要破解二元式思维之弊端,就需要弘扬多元精神,准确描述共同体功能重叠与交叉的事实;打破本土化与世界化对立的壁垒,在实现用中国话语讲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实现用域外话语讲中国故事和用中国话语讲世界故事,准确阐述全球各类共同体互联互通的事实;打破主客对立的思维模式,尊重当前各类共同体互构互化的事实。

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不同土地经营模式效益比较研究——以云南省迪庆藏区为例

基于农户经营意愿、资本投入情况和劳动力使用情况三个要素的考量,将现有的土地经营模式划分为市场化小农计划经营模式、资本密集型雇佣经营模式和劳动密集型联合经营模式等三种类型,对不同土地经营模式进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不管是从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来进行判断,劳动密集型联合经营模式都是深度贫困地区农户收益最大化的土地经营模式。

典型性治理:一种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总结——以Y省W县社会管理创新模范镇建设实践为例

典型性治理主要生发于中国基层社会,在当前的晋升锦标赛体制和压力型体制之下,基层政府为了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治理成效,往往选取一些典型区域做重点投入和精心打造。典型性治理的优势在于,当上级部门的任务下达之后,受考评压力驱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一点,在短时间内制造出"亮点",使其发挥出"示范效应"。其缺陷在于,"示范点"的典型作用发挥以大量资源和政策的倾斜为前提,容易造成马太效应的产生,优者更优,劣者更劣,对于区域均衡发展造成极大障碍,也不利于各区域之间公平正义的实现。就其本质而言,典型性治理在宏观层面体现出现有社会治理手段的低下与治理方式的粗放,在微观层面反映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评价和评估水平尚有待提升。

整合式扶贫:一种新的扶贫治理模式的尝试性阐释——以大理州扶贫治理经验为例

通过对扶贫治理研究中的发展主义范式、制度主义范式和政策主义范式比较分析,发现当前部分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更多遵从在政策主义范式指引下的政策性扶贫路径。这种路径可能导致扶贫效果的"棘轮效应",造成政策结果的"马太效应",引发基层政权"异化效应"。考察云南省大理州的扶贫治理实践,我们发现一种整合式扶贫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整合论意义上的整体涌现性特征,遵循内生性逻辑、整体性逻辑和综合性逻辑进行运转,提升了国家贫困治理政策的执行绩效,化解了地方政府的政策风险,可以看作是一种贫困治理模式的创新。

民族关系的“互嵌——共生模式”探讨——对云南省民族关系处理经验的提炼与总结

当前关于民族关系与民族问题的处理存在政治化路径、文化化路径、法治化路径和经济化路径等四种方式。这四种路径均存在以下缺陷:只见管理者理性,不见群众理性;只见正式制度安排,不见群众日常生活;只见建构秩序,不见自发秩序。从云南民族团结实践经验来看,云南民族关系处理模式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可以归纳为一种"互嵌——共生"关系模式,而多民族公共生活的生成是这一关系模式的归因和结果,具体体现为公共生活资源享用机制、公共生活空间营造机制以及公共文化生活黏合机制的建构。这就充分揭示了云南民族关系和谐有序的秘密之所在。

风险制约型集体腐败的生成机制与治理路径

因为所考虑要素的差异,集体腐败可分为利益诱导型腐败和风险制约型腐败。从表面上看,风险制约型集体腐败的生成受异己淘汰机制、辨识同化机制和自我强化机制的支配;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其则受包括利害共存关系规律、利益与风险共享关系规律及强弱相互转化规律等在内的风险制约型腐败生成规律的支配。利用好这些规律,积极铲除"腐败生态"存在的土壤,打破"腐败治理悖论",是治理集体腐败的良方之一。

社会保障何以“保不准”?——对基层社会“保障悖论”现象的反思

政治是社会资源的权威性配置过程。现有多层级政府之间政策性资源配置模式背后存在一种共通的逻辑：“资源竞争制”逻辑。这一逻辑在基层社会的保障性政策资源分配中以“竞争性保障”“项目式运作”和“个体性争取”三种形态表现出来,从而引发基层群众间的“过密化竞争”、部分群众的“政策性失能”和政策性资源的“错置”,最终导致“保障悖论”的发生。基于关系理性化要求,我们要善于区分“两种资源”和“两种机制”,努力为“竞争性保障”向“精准化保障”转型创造条件,使得保障性政策资源对绝对弱势群体风险保障功能的落实变得更为精准有效。

风险政治学:价值重估、过程再造与制度重构

风险政治学的建构意味着对现有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的重新审视和重新改造。风险政治不同于现有"正面价值——利益权威性分配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体系和政治框架,风险政治对"负面价值——风险的权威型分配过程"的探讨与考察,也就意味着对现有政治体系中的政治价值进行重构,政治过程进行再造和政治制度进行重建,从而在部分继承的基础上,生成一个完全不同利益政治体系的全新政治体系——风险政治体系。

靶向治理:中缅边境社会风险治理模式创新

当前风险治理理论与实践多以常规思维看待中缅边境风险问题,没有觉察到各类重大风险聚集和交互所形成的复合体带来的巨大危害。在治理结构层面,中缅边境重大社会风险管控中形成了“对象错位”“主体错位”“权责错位”“目标错位”等结构性错位现象。为了建立中缅边境重大风险对称化治理结构,引入“靶向治理”的理念。综合运用各种风险治理资源和治理手段,定向使用于边境重大风险复合体,避免风险治理资源的浪费和风险危害扩散导致对社会其他部分造成的损害,最终实现“控重点、防扩散、实现整体安全”的边境风险治理目标。

风险政治学人性假设的贫困与嬗变

风险政治学的基本人性假设是风险人假设,通过对风险人各种具体形态发展历程进行考察,现有研究认为经济人和技术人是非理性风险人,被看作风险的制造者;道德人、生态人、平均人和情景人是理性风险人,被看作是风险的化解者。其中后四种人性假设由于各自存在一定的缺陷,只能承担部分风险化解任务,因而被看作是准理性风险人或半理性风险人。为辨识和化解风险的需要,在上述风险人具体形态之外,一种能具备强大风险能力的新风险人类型被期待,理性风险人即为其理想形态。

征地拆迁冲突演化机理与治理机制的风险政治学考察

既有研究从"道德逻辑"和"利益逻辑"的角度出发,对"污名化"倾向严重的征地拆迁冲突生发演化规律的揭示有限,也无法给征地拆迁冲突治理实践以有效指导。如若转换视角,从"风险逻辑"的角度出发对征地拆迁展开考察,会发现征地拆迁中风险权势结构存在"势不可挡"、"势不两立"、"势均力敌"和"因势利导"四种结构类型,与此相对应,会出现"冲突息止"、"冲突生发"、"冲突激化"和"冲突化解"四种演化态势。基于此,冲突治理机制由"强势治理"向"协商治理"的转变,是有效遏制征地拆迁冲突的关键。这一治理过程的转变不仅意味着政府对征地拆迁中民众正常诉求的"有罪化"认定转向"非罪化"认定,也意味着征地拆迁冲突由"污名化"转向"美名化"。

新农村社区建设:目标与限度

本文认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进行农村社区建设,应该将远景目标与当前农村社区建设实际相结合,提出阶段性的现实目标以便使农村社区建设具备更强的可操作性与有效性。把农村社区建设与农村社区组织体系重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公共秩序之重构及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建设等农村社会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联系起来,赋予农村社区建设更多的现实性内涵,并指出这些阶段性目标的实现与否,以及其实现的程度也取决于农村社区建设本身之限度。

“风险治理悖论”与风险治理转型——基于风险政治学的考察

当利益领域出现"社会失灵",人们求助于国家时,"政府失灵"与"诺斯悖论"出现了,现代国家的存在既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成为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在风险领域出现"社会失灵"时,人们求助于现代国家,同样也出现了"政府失灵"与"风险治理悖论",现代国家不仅是风险的消解者,也是风险的制造者。于是在风险治理中要给予"国家依赖"以必要的警惕。同时,在认识到"风险治理悖论"背后隐藏的内在矛盾和决定性规律之后,适时对风险治理方式进行调整,实现风险治理的专业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转型,代理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转型,集中性方式向分散性方式转型,是我们在高风险时代进行风险治理的可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