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素养的挑战：从有限的技能到批判性思维方式的跨越

世界各地大多数政府都认同提高国民数字素养水平的必要性。虽然数字技能对于21世纪成功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而言越来越不可或缺,但是本文对数字素养的各种狭义界定提出质疑。本文比较和对照学界对数字技能、素养或本领的不同理解,并阐述为何本领域文献中有大量模型和框架经常缺乏清晰的理论基础,指出它们虽能吸引眼球却缺乏说服力,一味赶时髦。本文对欧洲、英国和美国的一些数字素养框架进行批判性述评,发现它们存在三个方面的内在矛盾:(1)能满足当下需要的数字技能的稳定性与为了适应社会和技术新发展数字素养必须具有不稳定和快速变化性质之间的矛盾;(2)通用数字技能观与在复杂的文化和机构背景下数字素养高度情景化之间的矛盾;(3)培养生活、工作和参与到大社会中所必需的实用数字技能与促进批判性数字思维方式这个变革目标之间的矛盾,后者旨在使我们能够重新理解和重塑我们所面对的不公平、不公正和不可持续的令人不安的现实。在这方面,本文主张双重目标:一方面,承认数字时代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所必需的具体技能有眼前的价值;另一方面,数字素养能促使积极的公民帮助创造和重塑对所有人而言未来更加美好的社会,因此不能忽视数字素养的这个长远目标和变革使命。从这种变革的视角出发,本文旨在进一步提高对数字素养不确定性的批判性意识,对在培养有更高数字技能的学习者、工作者和公民过程中宏观层面相互角逐的各方强势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慕课同心圈式发展:从高等教育破坏性创新向持续性创新模式的转变

本文批判地分析了2012年以来慕课的发展。慕课在大学的实施受到多种并存且相互冲突的因素的影响。本文并非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深度述评,而是旨在揭示这些驱动因素并非泾渭分明、一成不变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本文认为慕课本质上是一种政策手段,被大学公开或间接地用于达成某个具体背景下政策过程的特定目标。本文的理论框架建立在教育政策过程和发展的基础上。慕课是一种全球现象,等同于在线学习或成为其代名词。但是,如此认识慕课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强调的是学习的传送方式而非对有效教学设计的深入理解。本文用相互交织的同心圈喻指慕课的不同发展阶段,以说明不同发展阶段的驱动因素具有连续性。换言之,有些驱动因素的作用可能不如从前了,但是它们依然对慕课的全球和本地实施环境产生影响。文章最后反思了慕课的下一个"发展圈",即大学可以选择部署慕课,以实现自身的目标和(或)更宏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