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波书店与中日文化交流

2014年1月13日,"日本出版人交流代表团"一行抵达中国传媒大学,与新闻传播学部传播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相关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代表团成员之一、日本岩波书店总编辑马场公彦在研讨会上就"如何认识中日文化交流现状"主题作了发言。马场公彦出版从业已三十年,同时为中日文化研究学者,著有《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败战至中日复交》(日本新曜社,2010年)等,其视角融学术研究与出版实践于一体,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兹将马场公彦在研讨会上所论要点及其所著岩波书店发展历史相关文章整理为文,以飨读者。在马场公彦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既需要人文社科的精神与学理支撑,也离不开出版人自身的努力。

试论日本社会主义的源流

文章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被日本国民所接受,离不开新闻工作者和作家的贡献,是他们控诉了饱受折磨的下层民众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压迫。一开始,马克思的思想是通过日本人对欧洲社会主义的研究传入日本的。100年前,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日本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日本支部正式成立,成为学术研究和革命运动的主要力量。后来,日本共产党被定性为非法组织,出现大量“转向者”,社会主义运动亦随之停止。一些社会主义者为日本的国策出力,并为战后经济恢复作出贡献。在文学方面,二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被“战后派”文学所继承。二战前以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的社会科学,在二战后对日本历史学界产生了强烈影响。由日本共产党领导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在二战后经历了复兴和衰落。苏联解体后,在全球化背景下,对马克思的再评价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一环备受关注。

后冷战时期“东亚”论述的视域——走向开放性区域主义的几个尝试

东亚固有的历史性乃来源于三重霸权结构,即:前近代以中华帝国为中心而包含其周边地区的华夷秩序,近代由殖民帝国日本发动的殖民主义,以及二战后在美国霸权下的冷战格局。这些因素相互缠绕遗留了包括强弱、优劣、大小、主从等关系在内的位阶结构。如何从那里摆脱出来的问题构成后冷战时期现代亚洲的动力。

日本组的功绩和遗产--读王雪萍编著《战后日中关系与廖承志--中国的知日派和对日政策》

一、日中两国的特殊关系 1992年，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日本综合评论杂志的论坛上回顾了关于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及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意义。几乎所有的综合杂志都刊登了为日中友好关系打下基础，包括民间人士在内的“挖井人”的证词。当时，中方的重要证人为孙平化。孙平化是自20世纪50年代初就负责中国对日工作的廖承志的部下，曾担任Ⅱ贸易廖承志办事处东京联络事务处首席代表，又在邦交正常化前夕赴日，成功促成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他还长期担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职务。孙以轻松诙谐的语气回忆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前双方的频繁往来：

同时代日本人如何看待辛亥革命--以日本报刊为中心

从近代日本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入手,阐述近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和变化轨迹是一种有效的途径。明治维新后不久,中国便爆发了辛亥革命,同时代的日本人对辛亥革命给予了不同的关注和认识。文章从当时日本的报刊、杂志入手,对投稿者的身份、确立的论题、论证的框架进行详细分析和整理,以阐释日本人对同时代的辛亥革命看法、观点及历史认识,从而揭示出这种历史认识及变化过程对中国辛亥革命的影响。

日本型中国威胁论的“水脉”

近年日本出现“中国威胁论”的源头有两个 :一个起因于美国 ,其背后是美国从冷战时期延续下来的地缘政治学战略即东亚战略在起作用 ;另一个来自于日本的基于前近代形成的华夷秩序观的周边民族精神结构。我们应注意克服中国帝国体系遗产带来的等级意识 ,解决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构筑两国独自的双边关系。

“文化大革命”在日本(1966～1972)——中国革命对日本的冲击和影响

从"文革"发端的1965年到日中恢复邦交的1972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日本。本文以当时日本综合性杂志的有关中国报道为素材,从日本论坛的"中国论"的变迁过程来探讨"文革"对日本的影响和冲击,同时也回顾了"文革"之火在日本,从学生运动到工人阶级,从"全共斗"到新左翼各派,从学园纷争到个别斗争的阵地战的变迁过程。本文认为,研究"文革"对日本的冲击与影响,不能仅仅将其作为一个时期研究中国的成果总结来认识,还要将其置于战后日本精神史的高度进行深入认识。

战后日本论坛的中国观变迁——从《世界》杂志的相关报道中所看到的

本文以战后日本的知识界、论坛以及报界媒体为线索,探讨其中的所谓中国观察者是如何形成起源,并流传成为现代中国像的主流话语。作者将描绘作为话语广场的综合杂志里面的现代中国论形成过程,并尽可能覆盖战后1945年12月创刊的《世界》杂志(岩波书店刊)迄今为止的中国关联报道。

从决战、抗战到败战、惨胜--1945年前后日中相互认识的转换

接受《波茨坦公告》是1941年开始的日本对美英之间战争的终结,与此同时,也意味着1937年开始的日中战争的终结。不过,对日本来说,日中战争的终战并未让他们产生什么败战的实感。对中国来说,通过彻底的抗战打击了日本对中国领土及经济的野心,打败日军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无数牺牲的代价("惨胜")。那么日中战争前后,究竟给日本的中国认识以及中国的日本认识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战争的终结使日中间相互认识框架及认识途径发生了巨大改变。本文通过对从日中战争被纳入日本与美英的战争至终战的两年半,以及从战争结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近四年间,日中双方言论空间中的话语进行分析和对比,来澄清这一问题。

日本综合杂志上反映的中国形象(1945—1972)

本文搜集了从1945年日本战败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27年间日本出版的24种综合性杂志上刊登的有关中国的2554篇新闻报道,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力图忠实地再现时代条件制约下的有关中国的评论。通过解析这种与普通民众接触更多的综合性杂志上登载的有关中国的报道,介绍不同背景、身份、观点的中国观察者的演变,分析战后日本知识界认识中国的过程和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反映出来的不同时期的中国形象。尝试从思想史和精神史的层面上,对战后日本知识界的中国认识的本质重新定位,构建一种日本的中国研究的谱系学。

抗击疫情的中国经验——读《査医生援鄂日记》

当前,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与新冠病毒这一肉眼看不见的敌人苦苦斗争。一招制敌的特效药与疫苗尚未研制成功,疫情在全球扩散的势头仍未减弱,各国的经济活动不知何时才能回到正轨。于是,焦躁不安的情绪在空气中蔓延。在世界各地,网上断章取义的信息不绝于耳,有的国家排外主义论调甚嚣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