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王府文官迁转制度

明代王府文官之设为例行辅导宗藩之外,又为中央政府削弱藩王力量之目的而得以加强与完善。在此目的得以达成之后,王官的政治地位便接踵衰落,具体表现为其迁转的困难。针对王官在其体系内部的迁转,朝廷先后设置了官员出身、任职时长、藩王奏保和抚按荐举等三项标准,限制大部分官员升迁至内部序列的顶点。同时,吏部又以不考绩,从而不能迁转的方式限制王官向外迁转。明后期出现允许王官外迁的制度,但因为该类官僚的劣质化,终究在实践中没有开放其外迁。明代王府文官迁转制度最终发展为限制该类官僚迁转的制度,其合理性在于帮助明末吏部解决过频、过多的官僚人事流动。

从军事到财政:明代中后期民壮的功能转变

明代民壮经历了从军事力量到地方财政补充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以民壮作为补卫所之不足的特殊军事力量为开始,暂时满足了帝国边疆防御征剿和地方治安的需求,而成为了明代政府危机应对的手段。随着制度化建设带来的民壮队伍的充足和泛滥,以及明代中后期地方财政紧张的现实,民壮趋于法定徭役而成为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途径之一。通过私役民壮与扣追工食等方式,地方政府对于该种徭役的性质与用途进行了工具化的改革。这一方面反映出明代地方政府在财政规模定额的框架下,以缩小财政支出规模从而行使行政职能所做的努力;也反映出明人巧于用短的折衷主义与工具理性。

“之罘在肘海当面”:一个滨海小县家族17世纪的历史

本文考察山东福山王氏家族在17世纪的历史。该家族一般以晚清时期“耕读传家”的面貌示人,而在17世纪实为一个与渤海相依为命的贫寒家庭。本文指出,王氏祖先虽然深度参与海洋事业,在家族借此兴旺以后,家族后人便渐渐将这种记忆抹去,以“耕读”构建家族形象。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本文给出了两条线索。明线是康熙时期的国家大政,王氏祖先突出的海上经历,不符合当时国家的意志,即短时段的政治风气,影响了家族历史的书写方式。而在这样的政治风气下,祖先入乡贤祠,又将这一书写方式固定下来。换言之,这种对海事的选择性遮蔽有一定的偶然性。隐线则是,王氏祖先的海上经历实不登大雅之堂,有违传统中国“耕读传家”的儒家精神。因此,家族后人便将这段家族记忆悄然抹去,这自然是一种更深层的文化观念与传统,而展现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