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南齐书》《梁书》民族列传中的南北方民族关系研究述论

南朝共有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分别记载宋齐梁陈的历史。通过对《宋书》《南齐书》《梁书》民族列传的研究,可以看到在南北朝时期虽然大一统中国出现了多个政权分立的状况,但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趋势仍然在延续,中华民族共同体仍然在发展,而且为下一个历史时期更大规模的大一统格局进行着质和量的积累,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故研究《宋书》《南齐书》《梁书》民族列传中的南北方民族关系便具有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述论

共同体理论是人类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强调的是紧密团结、亲和熟稔、价值一致以及共享的认同感。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发展了这个理论,将中华民族概念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解决了中华民族是“多元”还是“一体”的学术讨论问题,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核心概念,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以历史维度为中心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和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都强调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学术界来说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深入,目前学术界从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中国民族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还不多,也没有从历时性纬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长时段的研究,因此基于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变的历史维度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基于历史维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有助于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古代华夷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多民族是中国最基本的民族国情,中国有着丰富的民族思想,其核心是“华夷”概念和华夷观,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实践中,以此为基础有了“华夷共祖”“华夷一家”“华夷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此同时也还有“华夷之辨”的民族思想;虽然“华夷”具有二元的含义,但仅仅是在文化意义上的分类,“华夷”本身即具有民族共同体的含义。正是因为如此,到了近代,虽历经曲折和反复,中国古代的民族思想才有可能从“华夷”二元民族思想向中华民族一元民族思想转变。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研究中国古代的民族思想,贡献历史学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便具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以《汉书·地理志》所见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虽然在《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中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空间的记述,但主要以自然地理空间为主,没有涉及政治地理空间和人文地理空间。《汉书·地理志》则为我们记述了先秦至西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的自然地理空间、政治地理空间、文化地理空间,甚至还第一次记述了人口数量和性别比例。所以《汉书·地理志》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地理学著作,代表了汉代地理学的最高成就,同时也开创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先河,是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空间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文献。

《史记》“本纪”“世家”中的华夏族形成发展史——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

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要有历史维度,要从历史文献中寻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支持,寻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初的起源。华夏族的形成发展历史,在《史记》的“本纪”和“世家”中有相关记载,故研究华夏族的形成发展史,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来说都是基础性的,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的民族思想研究述论——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

多民族是中国最基本的民族国情,故中国有着丰富的民族思想,核心概念是“华夷”,以此为基础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实践中,有了“华夷共祖”“华夷一家”“华夷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此同时也还有“华夷之辨”的民族思想;虽然“华夷”具有二元含义,但仅仅是在文化意义上的分类,“华夷”仍然具有民族共同体的含义。正是因为如此,到了近代,中国古代的民族思想才有可能从“华夷”二元民族思想向中华民族一元民族思想转变。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研究中国古代的民族思想,贡献历史学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便具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四个共同”研究论纲

中华民族历史观和“四个共同”的论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贡献,“四个共同”论述中包含着深刻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发展、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和“华夷共祖”民族思想及其实践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四个共同”的内在逻辑,以“四个共同”为前提追溯中华各民族的动态关系,可以避免对中华民族进行简单“一体”的讨论,从而强调中华民族超越差异性的主体性。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述论

学术界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系列论述的研究,清晰呈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的要求经历了从“树立”“培养”到“铸牢”渐次强化的三个阶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阐释经历了从“四个认同”到“五个认同”渐次丰富的两个阶段;凸显出“四个认同”重要思想对丰富并深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要实践贡献。总之,在历史视野中用学术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强调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代命题,对立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着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对客观认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多元主义、族裔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理论实质,发挥着正本清源的重要作用。

近代中国民族思想史研究——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讨论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共同抗击西方列强的斗争中,中华民族概念提出并且成为中华现代国家建设的主要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自在变化为自觉;如何依靠中华民族建设中华现代国家,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学术界人士虽然有着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理想,但民族思想都完成了从华夷二元观向中华民族一元观的转变,使近代中国的民族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发展的精神力量。

北齐、陈两政权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在中国的正史系统中,绝大部分正史都有专门的民族列传,但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和陈存在的时间短、辖境小,在《北齐书》和《陈书》中就没有专门的民族列传。因此,民族史学界对北齐和陈的民族历史研究不多,研究成果也很少。实际上,在《北齐书》《陈书》的相关本纪、列传中都有诸多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北齐和陈与相关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具有方向性特征,北齐和北方及东北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比较多,陈主要是和辖境内的山越、僚人进行交往。陈与海外民族的交往,则主要集中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

云贵地区古代碑刻与民族历史探究

云贵地区各民族在生产活动中创造了许多重要的碑刻历史资料,反映了云贵地区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发展的进程。古代碑刻是对历史研究的有力佐证,它补充了云贵地区的民族历史、丰富了民族特征并且呈现了民族文化的发展脉络,对云贵地区民族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史记·西南夷列传》再研究

秦汉时期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史家司马迁“华夷共祖”的民族史观对西南地区的民族记述及其历史编纂的叙史原则,不仅为后世著史确立范式,同时司马迁的民族思想体现了强烈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现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历史实践,在倡导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当下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秦汉时期西南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研究

秦汉时期西南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进程,是由以汉族形成的凝聚核心为外部动因、以西南民族对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认同为内部动因以及经过秦汉时期历时性的长时段建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程,从地区、政治、文化等方面与各民族一同融入中华民族的发展构成,研究秦汉时期西南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路径、内生动力等问题对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既包括自然地理空间,也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对自然地理空间认识和多民族国家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政治地理空间和人文地理空间。《汉书·地理志》代表了汉代人文地理的最高成就,是一部划时代的地理学著作,是研究先秦至西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空间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文献。

《白国因由》与南诏大理国的历史建构

从文化角度看,洱海地区是联结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的重要区域之一,同时也是历史上佛教传入中国的通道之一,因此在当地留下了与佛教有关的《白国因由》。《白国因由》不仅保存了诸多南诏国、大理国历史,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佛教是如何战胜本土宗教,并在当地得到广泛传播的。

元朝的大一统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元朝是辽宋夏金之后统一多民族中国又一个大一统政权,元朝为了对疆域内各民族进行有效的治理,以大一统作为国家建设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强调以“汉法治国”,通过一系列祭祀活动来表达“天下一家”的民族思想,摒弃“华夷之辨”的民族思想,通过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来淡化“华夷”二元对立,上述与大一统实践有关的历史过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与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元朝着意于“汉法治国”

元朝诸多的制度建设、大政方针的制定都是在忽必烈时代确立的。为了将大一统的国家意志贯,彻到国家政权建设中,忽必烈特意命人修撰《元一统志》,这其中就蕴含着大一统思想,与此同时也蕴含着元朝疆域内的民族就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念。在“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上,元朝君臣认为“华夷”是可以互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