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英语教学融入中国叙事的重要性及其路径

在“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新时代呼吁下,高校公共英语教学中“母语文化”及“目的语文化”的长期失衡已逐渐显露其弊端。调研结果显示,即便是英语基础较好的非英专学生,其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依然较欠缺,而他们对此却有较强的现实需求,也表达了较强的学习意愿。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叙事有其现实必要性,可通过重新修订教学大纲、教材,增订考核目标与考试范畴以及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等方式来实现。

走进“活人墓”的安提戈涅——试从阿甘本的“牲人”理论重新解读《安提戈涅》

安提戈涅被“判刑”后所处的位置，是一个被悬置的公共空间。安提戈涅虽未被判死刑，但实际上与死人无异，因为她已被排除在政治共同体之外，亦不受律法的保护，沦为了阿甘本笔下的“裸命”，成为一名“活死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失去了政治性，因为制造“裸命”是主权者最原初的政治活动，所以成为“牲人”的她实际上暴露了这种深层次的相互依存之关系。其中也体现了法的暴力以及统治者、牲人与法律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的矛盾关系。而最后安提戈涅的自我了结则让她成功斩断这种关系，并超越受害者的身份而成为悲剧英雄。《安提戈涅》警示我们注意当下西方社会中在“民主法治”外衣下的“主权暴力”现象。

库柏对“野蛮人”的颠覆性叙事及其种族主义批评

库柏对印第安人的刻画入木三分,在文学史上具有奠基性意义。传统上,人们将其塑造的印第安人做出“好”“坏”的区分,这种二元对立区分法弱化了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事实上,“坏”印第安人往往比“高贵的野蛮人”保持更原始的“印第安性”,他们更敢于反抗白人,其对抗与批评体现了库柏对白人文明的反思。本文从“火水迷思”、印第安人的“复仇”文化以及作为“恶棍-英雄”的“坏”印第安人麦格瓦三方面展开剖析,指出库柏对印第安人的刻画颠覆了19世纪对“野蛮人”的刻板化叙事,披露了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歧视现象及其文明中的不足之处。

“循环”的历史叙事——库柏的共同体书写研究

库柏的历史小说与主流的历史叙事之间存在复杂的对话关系。库柏拒斥主流叙事的线性思维模式,不认可其进步论的线性历史观以及狭隘民族主义的民族政策,而是秉持循环历史观,认为人性的贪婪与暴殄的行径将会加速帝国走向衰落,主张建立超越种族与一元文化的多民族多文化国家。因此,库柏在作品中改写了历史重要人物之行为动机,将“西进”处理为“西逃”,并揭露了被主流叙事所蓄意掩盖的“暴力”与“悲剧”,展现了以平等主义与同情共感为基础的共同体理想。两种历史叙事体现了两种对过去、当下、未来的“共同体”建设的不同看法。

论库柏对“文明开化”的批判——兼谈“皮袜子五部曲”中的文化相对主义

长期以来,在种族优越论和强权文化的主导下,美国惯常以同化主义来处理种族关系。19世纪初,美国主流社会对"文明开化"本土印第安人充满信心,视之为"天命"所在。对此,库柏却表现了自己的忧思。在"皮袜子五部曲"中,他塑造了被"基督教化"的印第安人钦加哥和接受"印第安化"的白人纳蒂这两位"既平等又不平等"的人物,表达他对"文明开化"和同化主义政策的质疑和批判。其中,钦加哥的妥协、融入、挣扎与反抗,预示了"基督教化"的困境;而纳蒂虽然在表面上实现了"印第安化",实际上却是坚定的基督文明信仰者。相比钦加哥,纳蒂胜在能够吸纳其他文明并为己所用,也是库柏文化相对主义思想的代言人。

论印第安文明对美国文化独立的重要性

美国的文化独立走过了一段艰辛的路程。直到建国后半个世纪,"美国文学"依然是个伪概念。此时,古老而璀璨的印第安文明给予了年轻的共和国以丰富的想象空间。通过想象性地"占有"印第安人及其文明,初生的美国摆脱了"母国"英国的影响,进一步迈向了精神文明的独立。于美国而言,印第安文明不仅具有审美想象的功能,还有更深层的现实意义。一方面,白人"拓荒者"与印第安人一样,要征服同样的环境和气候,而类似的地域经历也孕育了相似的民主信仰、理想主义、个人主义等传统上认为的"美国特性";此外,两者都热爱着脚下的土地,对于后来的欧洲/英国"入侵者"而言意味着重重障碍的土地,于他们却是机遇与希望。另一方面,印第安人的经验、知识及语言都为后到的白人了解这片土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印第安文明的这一贡献已得到西方学界的普遍认可,但我国学界仍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总体上,无论是中西方,印第安文明与美国文化的独立之间的关系及其衍生的问题都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西方库柏研究综述

库柏在西方批评史上虽然遭到半个多世纪的冷遇,但依然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来,库柏研究在西方学界迅速发展起来,不同学科（如美国文学、美国历史学以及美国研究等）都开始重新审视库柏。随着西方思想界的学科化和系统化发展,库柏研究也呈多元化态势,而作为经典作家的库柏也成为很多理论与方法的试金石。即便西方的库柏研究已然浩如烟海,但仍有很大的阐释空间,待人们进一步挖掘。

费尼莫·库柏的传记、生平与作品探究——韦恩·富兰克林教授访谈录

受访者:韦恩·富兰克林(Wayne Franklin),美国东北大学荣誉教授(1994—2005),康涅狄格大学英语学院院长(已期满卸任)、教授。詹姆斯·费尼莫·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的当代传记作者——该《库柏传》上、下卷分别于2007年、2017年出版,上卷于2008年荣获著名"美国图书馆协会佳作奖"。笔者于2017—2018年获"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资助而跟随富兰克林教授做关于库柏的研究,本访谈由多次对话录音整理而成。

人文研究之于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兼论区域研究在欧美的困境与反思

近现代西方的区域研究因其殖民霸权的直接动因、二元对立的内在结构以及过度强调政治实用性而在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双重影响下遭遇了合法性危机,继之而起的是以“后结构主义”为理论滋养的相关研究。后结构主义以其对“中心”的消解、对语言权威的打破以及对“他者性”的承认等而打破了过去以结构主义为核心的研究范式。这股“后学”风潮刮到了文学领域并为文学介入公共生活提供了学理基础,也为文学与区域国别学相融合提供了可能与契机。外国文学对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语言优势,更在于文学的虚构性、想象性、伦理性以及对现实的超越性使其能够更全面地表现对象国或地区,而其伦理教化功能与价值观输出更是影响现实社会进程的政治力量之一,因此,从外国文学角度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有其重要性与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