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历史学研究重要论述的演进、内容及贡献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两个结合”,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实践中,高度重视历史学研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论述,着眼于新时代党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和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等重大问题,贯穿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之中,具有深刻的现实关怀,并在新时代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日益丰富和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论述,涵盖历史学研究的价值意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内容,注重从中国自身出发寻找解释中国历史的答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与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有机结合,注目于史学研究又超越史学研究本身。

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与桐城派——以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为中心

汉宋之争是清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嘉庆中叶编纂的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汉宋学术争论的实况。主张汉学的史稿编修者,效仿《明史》中只设儒林传,不为道学家立专传的体例,在具体编修中将主张宋学的桐城学者列入较为时人所轻视的《文苑传》中,以达到扬汉抑宋、为汉学争取儒学正统的目的,以致时至今日,桐城派依然被主要视为一个文学流派,桐城学者也主要被看做是文学家,他们在古文、辞章之外的其他成就,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晚清湖湘汉学的经世品格

晚清时期,湖南出现了一个考订经史、训诂文字的学术高潮,并涌现出以周寿昌、王先谦、叶德辉、胡元仪等为代表的诸多著名学者。受湘地学术传统和时局环境的共同影响,晚清湖湘汉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经世取向,表现在具体的研究中就是强调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功用,注重学术研究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实际作用。这一研究取向在为湘人注入更为深厚的学理素养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湘学关怀现实、注重实用的为学倾向,使得关怀现实、经世致用成为这一时期湖湘汉学区别于其他地域学术最为鲜明的特征,并对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兴盛产生了积极影响。

学术与世变之间——晚清古文《尚书》辨真的思想史意义

一般认为,对古文《尚书》之伪的认定经几代学者考辨,由清初阎若璩基本完成。但在古文《尚书》之伪已成学界主流观点时,仍然存在着一股虽然微弱却不绝如缕的辨真努力,并在晚清呈现出特有高峰,集中出现一批辨真著作。学者们之所以写作这些在学理上可能并不成立的著作,乃与他们对晚清中国衰败原因实于"世道人心"之沦丧的认识有关。学术研究受到了社会变化的影响。

王夫之与明清之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向

明清之际,由于儒学本身在发展过程中的自然演变和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学术发展出现了提倡经世致用和重视经典考据的新趋向。而身处这一学术研究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王夫之的治学和著述,既是这一时期学术发展出现新变化的产物,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儒学发展的新趋向。

鄂人洪良品的生平与著述

洪良品出身鄂东,是晚清政治和学术舞台上比较活跃的人物之一,曾长期担任科道官员,热心时政,在中法和中日战争中积极主战,建言颇丰。从政之余,更从事著述,在古文《尚书》考辨、湖北地方志编修等方面均有建树,同时也留下了数量颇丰的诗文。

论袁昶的图书分类思想——以其“永慕堂藏书目”为中心

作为近代目录学史和图书分类学史上的重要人物,袁昶所编辑的"永慕堂藏书目"长期不为学界所了解。这部书目编辑、修订多年,前后形成了三个稿本,集中反映了袁昶图书分类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变化轨迹,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晚清时期中国传统图书分类体系近代转型的历史缩影。他独创了18部分类法,所强调的是史学中以古鉴今、能为今人所用的部分,打破中国传统图书分类思路,按照西方近代学科来分科设目,探索如何通过确立新的图书分类法,建立起满足时代需要的新学术体系,充分表明袁昶对经世之学的强调与重视。

杨树达先生与湖湘学术

作为三湘大地上成长起来的杰出学者,杨树达先生治学道路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晚清湖湘汉学的学术传统。在北京任教的17年间,阅读了大量湘籍先贤的学术著作,对湖湘学术进行了研究分析,又和当代湘籍学者频繁交往,十分留意湖湘学术的最新发展。民国《湖南通志》纂修期间,参与了《艺文志》的撰写工作,对清代湘学进行了整理。

袁昶与晚清湘籍士人

作为清末政治舞台上的知名人物,袁昶的学思历程一直较为学界所关注,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已有研究在进行相关分析的同时,却也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湘籍士人在其中的作用。事实上,袁昶与晚清湘籍士人交游广泛,左宗棠、王先谦、徐树铭、周寿昌等都与他有所来往,同时,袁昶还曾经系统地阅读和抄录了曾国藩的不少著述,并有意识地模仿和借鉴曾国藩的为学、修身与治家方法。分析袁昶的生平与学术主张,不能忽视湘籍士人的影响作用。

清初湖南的文教重建与文化振兴

明清之际,接二连三的战事使湖南地方社会遭到很大破坏,长期处于动荡和凋敝之中。与其他地域相比,这一时期的湘学是比较落后的。在清初几任地方官员的治理下,湖南的文教事业得到重建,地域文化初步振兴,湘地省籍意识也逐步觉醒。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湖南不仅升格为一个单独的省级行政区,也在学术文化方面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推动了湘人的向学热情和湘学的进一步勃兴。

晚清湖南武陵杨氏家族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传衍

晚清时期,湖南武陵地区由杨丕复、杨彝珍、杨琪光、杨世猷四代人所组成的学术家族颇为活跃。这支家族于明永乐年间由江西吉水徙武陵,进入湖南后,主要以读书务农为业。从杨丕复开始,杨氏家族逐步转变为以研究、著述见长的学术家族,他们数代从学,且术业有专攻,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在传统学术的不同门类中都有所成就。与此同时,他们重视读书、藏书,又特别注重对先人著述的收集、整理、刊布和传播,并且通过撰写、传播家传,对家族形象进行了有意识地塑造。

谢觉哉的亲情观

亲情观是指一个人对亲情的看法，具体表现为其对待父母、子女、亲属的基本态度。对于身处领导岗位，负有领导职责的党员干部来说，亲情观除了关系其个人的家庭和睦、生活幸福外，也意味着其以什么样的观点看待手中的权力，以什么样的态度为官从政。

再论《恽毓鼎澄斋日记》的史料价值——从学术文化史的角度

《恽毓鼎澄斋日记》是晚清历史的缩影与见证,日记中记载的甲午战争、戊戌维新、清帝逊位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这些事件所关涉的重要人物,诸如光绪、慈禧、袁世凯等人的记载,在社会政治方面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最近,笔者认真通读全书,发现其中还保留有相当部分的学术文化史资料,亦颇具研究意义。

明清时期湖南的鲥鱼

鲥鱼,又称“迟鱼”,是一种主要生活在太平洋地区的鱼类,因在每年农历四五月间产卵期时由海中溯江而上,故我国南方江河中亦多有之,为长江流域著名的珍贵鱼种之一,与河豚、刀鱼并称为“长江三鲜”。一般认为,鲥鱼最著名的产地是在长江入海口的沿岸各地,“因为此时,鲥鱼进入性成熟期,鳞下脂肪最厚,味极美”。学术界目前关于鲥鱼的文化史研究中,

推动历史学研究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一贯十分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与运用,并从中获取智慧、认识规律、把握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历史学研究工作,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曹佐熙的生平与史学思想

曹佐熙出身湖南益阳,早年在长沙求学。1911年后相继在益阳县议会和湖南省议会任职,参与创办了船山学社。曹佐熙著述颇多,其中又以史部的种类最为宏富。他从史的定义和分类、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和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历史学的功用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主张,这些思想吸收了西方进化论的一些内容,同时也带有非常深厚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烙印。

历史深处的探索--评《阮元，1764～1849：鸦片战争前19世纪中国一位主要学者兼官员的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涯》

作为一位“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的重要人物，阮元不仅在当时赢得了朝野的一致赞誉，也引发了后世的重视和关注。根据孙广海的总结，一百五十余年来，学术界的阮元研究，涵盖了其人生平、著述、学术思想等多个方面，

近代湘学与中国精神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百年，也是中华民族不断抗争的百年。以反对外敌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以革新求变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创新精神，成为这一时期民族精神的主旋律。

古代湘学与中国精神的历史发源

巾华民族的历史十分悠久，号称“上下五千年”，与古希腊、古印度、古巴比伦并称为世界四人文明古同，并是其中唯一一个文叫延续至今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生活在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的各民族彼此融合，在交融发展中渐渐形成了勤劳勇敢、仁爱友善、热爱祖国等其同的精神特征，这些民族性格经过岁月的熔铸和洗练，一起构成了中国精神的历史源泉。今天，当我们追溯中国精神历史源头的涓涓细流时，不能忽视的是出自湖南的这股清泉，它产生于湖南独特的历史、地理、义化土壤之中，具有浓郁的湖湘特色，又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息息桐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