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供体肝移植受体大鼠质量与麻醉剂量关系的研究

目的探索双供体肝移植受体大鼠质量与麻醉剂量间的关系。方法使用4%的水合氯醛麻醉不同质量的双供体大鼠,观察其麻醉剂量及相应苏醒时间,依据苏醒时间长短,判断麻醉效果。结果大鼠质量250~270、200~250、160~200 g,最适麻醉剂量分别为1.0、0.8、0.3 mL/100 g。结论在麻醉双供体肝移植受体大鼠时,麻醉剂量与大鼠质量相关。

小鼠供肾选择性缺失Ndst1对肾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目的探讨小鼠供肾选择性缺失N-脱乙酰基酶-N-磺基转移酶(Ndst)1对肾移植术后受体小鼠急性排斥反应的影响及其机制。方法建立小鼠肾移植模型。根据品系和处理方式不同,将小鼠分为3组:野生型(WT)组(n=10)、Ndst1-/-组(n=9)、黏液瘤病毒T7蛋白(M-T7)治疗组(n=7)。术后第10日对各组小鼠实施安乐死,对各组小鼠移植肾分别进行病理学检查和糖胺聚糖(GAGs)中的双糖[硫酸乙酰肝素(HS)和硫酸软骨素(CS)]含量分析。分析病理学评分与双糖含量变化的相关性。结果与WT组比较,Ndst1-/-组和M-T7治疗组小鼠移植肾组织的早期排斥反应的总体病理学评分显著降低(均为P<0.05)。与WT组比较,Ndst1-/-组小鼠移植肾组织中HS的6-O硫酸化比例、D0S6含量显著增加(均为P<0.05),CS的D0A4和D2A4含量显著下降(均为P<0.05)。与WT组比较,M-T7治疗组小鼠移植肾组织中HS的6-O硫酸化比例、CS的6-O硫酸化和2-O硫酸化比例、HS的D0S6和D2S6含量均显著增加(均为P<0.05),HS的D2A0含量、CS的D0A4和D2A4含量明显降低(均为P<0.05)。小鼠移植肾组织中双糖含量变化与急性排斥反应相关病理学评分均具有相关性(均为P<0.05)。结论供肾选择性缺失Ndst1可减轻肾移植术后的急性排斥反应,其机制可能与移植肾组织中双糖HS的6-O硫酸化比例增加有关。

大鼠双供体肝移植模型的改进

目的建立改良的大鼠双供体肝移植模型。方法在经典供体Y型双髂静脉再通双侧肝移植物和受体门静脉和胆管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大鼠体质量、右侧移植物增加右下叶、适度的胆管长度、修剪Y型血管、“三角形法”吻合的方法,改进大鼠双供体肝移植模型。记录双供体肝移植手术时间、冷缺血时间、热缺血时间及无肝期;观察受体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分析受体术后7、30 d的存活情况。结果大鼠双供体肝移植的手术时间为(114±7)min,冷缺血时间为(36±3)min,热缺血时间为(9.7±1.6)min,无肝期为(19.9±2.2)min。受体大鼠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31%(5/16),包括2例腹腔积液、1例出血、1例胆漏、1例呼吸梗阻。受体大鼠术后7、30 d生存率分别为81%(13/16)、56%(9/16)。结论改良后的大鼠双供体肝移植技术,可以建立稳定的大鼠双供体肝移植模型,值得推广应用。

持留菌形成机制及治疗研究进展

持留菌在细菌群体中可耐受致死剂量药物及其他压力环境而存活的细菌亚群,普遍存在于细菌各个种类,甚至部分真核生物亦发现持留菌,是未发生遗传突变且不会被抗菌药物杀伤的特殊表型变异细胞,有学者认为是细菌的一种适应及进化形式。持留菌通过复杂的休眠机制来抵抗外界环境的不良刺激,其脱离休眠状态后又会重新生长增殖的特性导致临床多种感染性疾病治疗失败或迁延复发,以及增强遗传耐药变异的发展,这对感染性疾病的诊治带来巨大挑战,也给人类健康带来严重威胁。本文从持留菌特性、持留机制及临床治疗上进行综述,为临床研究持留菌提供思考和帮助。

人源性肿瘤组织异种移植模型的建立及应用

人源性肿瘤组织异种移植(PDTX)模型是指将患者新鲜的肿瘤组织移植到免疫缺陷小鼠,依靠小鼠提供的微环境生长的一种异种肿瘤移植模型。此模型高度保留了原代肿瘤的生物学特征,维持了肿瘤细胞生长的微环境,可代替患者进行临床前试验研究,为临床前药效的评估、个体化治疗方案的筛选提供了有效的研发基础。本文就PDTX模型在肿瘤研究中的建立、临床应用及其局限性进行综述。

复发肝癌的诊断与治疗

肝细胞癌(肝癌)是最常见的原发肝脏肿瘤,是第3位的癌症致死病因[1]。早期肝癌治疗方法主要包括射频消融(RFA)、肝切除和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LT)治疗。手术治疗是目前提高患者生存率最有效的方法,但复发率仍高达80%~90%,且大多在术后1~2年复发[2]。肝癌复发最常见的形式是肝内多发转移,复发后再次切除率高达10.4%~31%,但再切除后的3年生存率仅52.6%[3]。术后复发和转移是影响患者生存与预后的主要影响因素。

双供体活体肝移植

供体短缺是肝移植最大的障碍。2001年有学者创新性地在活体肝移植中,从两个供体获得移植物进行双供体移植后,世界各地也相继尝试。目前临床活体肝移植主要以单供体肝移植为主,在一些复杂的情况下如单供体肝移植不能完成,双供体肝移植可以完成治疗。虽然双供体肝移植由于术式复杂的限制,只能在少数区域开展,但丰富了肝移植的治疗方式,促进了肝移植的发展。

大鼠小体积肝移植术后他克莫司免疫治疗研究

目的监测大鼠小体积肝移植术后他克莫司血药浓度以及大鼠生存时间，探究小体积肝移植术后免疫排斥治疗准则。方法用Lewis大鼠和Brown Norway大鼠建立小体积和全肝正常体积移植模型，分为7组：全肝同体移植组（WI）、小体积同体肝移植组（SI）、全肝异体移植组（WA）、小体积异体肝移植组（SA）、全肝异体移植免疫治疗组（WAT）、小体积异体肝移植免疫治疗组（SAT）、小体积异体肝移植免疫治疗调变组（SATa）。术后观察肝组织形态和功能变化，监测免疫排斥情况和他克莫司血药浓度，记录存活状况。结果与WA组比较，SA组汇管区炎症细胞浸润、肝窦内皮细胞炎症改变，T细胞受体（TCR）阳性淋巴细胞比例升高。移植术后4天，外周血检测显示异体移植组CD4＋CD25＋双阳性T淋巴细胞显著低于同体移植组，SA组（0.6%）阳性表达率明显低于WA组（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AT组他克莫司血药浓度在各时间点显著高于WAT组，SATa组他克莫司血药浓度相对稳定，且SATa组血药浓度和AST显著低于SAT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ATa组肝细胞增殖水平明显高于SAT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生存分析表明WA组累积生存率达85.7%，明显高于SAT组的28.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ATa组累积生存率达到51.7%。WAT组生存时间为（57.4±25.0）d，SAT组（28.0±29.1）d，SATa组（39.7±29.0） d，明显长于未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细胞增殖与凋亡比率（PRA）随他克莫司用药时间增加而增加，他克莫司血药浓度与AST呈正相关（R＝0.758，P〈0.05），RPA与AST显著相关（R＝－0.962，P〈0.05）。结论他克莫司明显延长了小体积异体肝移植大鼠生存时间。在他克莫司血药浓度和AST血清值方程（TD＝－0.494TC－0.0035AST＋260.487）的指导下调整他克莫司用量，使血药浓度相对稳定，可进一步延长同种异体肝移植大鼠的生存时间。

胃肠道扩张小鼠模型的建立

胃肠道扩张是临床上常见的病症,具有多种病因。小鼠-γ疱疹病毒-68(MHV-68)是一种天然存在的啮齿动物病原体。本研究通过MHV-68感染干扰素7受体缺陷(INFγR^-/-)小鼠建立胃肠道扩张模型。

小鼠肝移植后早期体内变化的基因芯片数据生物信息学分析

肝移植对多种终末期肝脏疾病都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本研究旨在探讨肝移植后小鼠受体肝脏发生变化的生物学过程,为早期的移植变化提供生物信息学基础.一、材料与方法材料生物信息学数据来源于NCBI的基因表达数据库,序列为GSE89340,基于平台GPL4134,种属为小鼠[1].肝移植以BR雄性小鼠为供体,D2雄性小鼠为受体,采用袖带技术进行原位肝移植,完成6只肝移植小鼠(小鼠来自日本静冈动物实验中心,动物饲养实验操作均符合动物伦理原则,许可号:2002-003),3只正常小鼠作为对照,取移植后5 d[1]标本提取RNA进行芯片分析.

双肝移植后移植物萎缩的动物实验探究

目的通过动物实验验证临床双肝移植后移植物萎缩的现象。方法清洁级雄性SD大鼠18只,8~10周龄,体质量230~250 g,术前禁食12 h。12只SD大鼠作为供体,6只作为受体。建立大鼠双肝移植模型,通过磁共振检查观测受体大鼠术后移植物体积变化。采用成组t检验比较受体大鼠左、右侧移植物体积和重量。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移植肝叶均为双右上叶。供肝重量和受体大鼠肝重量分别为(4.30±0.06)和(9.4±0.2)g,移植物与受体大鼠体质量、肝重量比分别为1.79%~1.88%、45.7%~46.8%。手术时间(70±4)min,冷缺血时间(30.0±1.5)min,热缺血时间(12.0±1.5)min,无肝期(20.0±2.5)min。6只受体大鼠双肝移植后1 d行磁共振检查,两侧移植物体积相同;术后15 d行磁共振检查,有3只发生单侧移植物萎缩。结论大鼠双肝移植后部分受体一侧移植物会发生萎缩。

腹腔镜下肝脏悬吊方法进展

在腹腔镜下行胃癌根治术尤其是近端胃癌根治术或全胃切除术时,通过悬吊肝脏以暴露最佳的术野,同时避免造成肝功能异常的手术方式尤为重要。本文系统回顾了国内外和本中心对于腹腔镜下不同肝脏悬吊方法及具体操作,并分析其术野暴露情况、对肝功能影响、操作难易度等,比较不同方法的优点和缺点,将各种悬吊方法进行总结归类,以利于腹腔镜术者选择最适方法进行肝脏悬吊。

胆管巨大结石处理方法研究进展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胆管结石的治疗由最初的外科手术治疗,已逐渐被内镜技术所取代,ERCP成为治疗胆管结石的首要治疗方式。然而,由于胆管巨大结石的特殊性,传统的内镜或外科手术无法一次性对胆管巨大结石进行处理,笔者总结了胆管巨大结石治疗的各种处理方式,为患者的个性化治疗提供思路。

全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术中空肠营养管置入方法体会

目的探讨全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术中空肠营养管的置入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期间在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肿瘤外科住院并术前诊断为远端胃癌的3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实施全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术并在术中置入空肠营养管,术中通过胃管引导,胃管与营养管的固定、分离,在直视下置入空肠营养管。结果 30例患者均成功实施全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术并且术中均成功置入空肠营养管,置管时间10～15 min,平均13.5 min;空肠营养管留置时间5～7 d,平均6 d;30例患者术后均未发生出血、吻合口漏、吻合口梗阻、吻合口狭窄、肠漏、肠梗阻等相关并发症。结论全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术中空肠营养管的置入方法操作简单,术中及术后相关的并发症少,为改善胃癌患者术后的营养状况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肝门部胆管癌的围手术期处理

胆管癌是来源于胆管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其中以肝门部胆管癌最为常见，占胆管癌的58％一70％。由于肝门部胆管癌发病不典型，解剖部位特殊，根治性切除率低，复发率高，预后较差，5年存活率仅为14．7％～33．8％。因此肝门部胆管癌的早期诊断和根治性切除是提高疗效的最有效的方法，良好的围手术期处理，对于提高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性切除率以及改善患者的预后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就肝门部胆管癌的围手术期处理进行阐述。

BGC-823细胞脾脏注射法建立胃癌肝转移模型

目的:建立一种符合临床特征的、稳定的胃癌肝转移模型。方法:选用人胃癌细胞BGC-823,转染荧光素酶后通过脾脏注射入CB-17 SCID雄性小鼠,然后切除脾脏。分别在7、14、30和60 d观察小鼠状态以及使用小动物活体成像仪观察肿瘤大小,随后在第30天和第60天分别处死3只小鼠,取肝、胃、肾、肺,HE染色镜下观察这4种脏器的病理学变化。结果:6只小鼠肝脏全部成瘤,成瘤率达到100%,小鼠逐渐出现行动迟缓、摄食量减少、消瘦、精神差、腹部隆起等表现。HE染色可见肝脏转移灶出现坏死。结论:本研究成功建立了人胃癌细胞的肝转移小鼠模型,为后续研究肿瘤行为及抗肿瘤药物奠定基础。

术中置入胆道减压管在腹腔镜胆总管切开探查术后一期缝合的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术中置入胆道减压引流管在腹腔镜胆总管切开探查术后一期缝合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腹腔镜胆总管切开探查术患者的临床资料，152例患者分为A组术中置入胆道减压引流管，82例，B组不置入减压引流管，70例。结果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组患者术后腹腔引流管留置时间、腹腔引流量、腹腔引流液胆红素测定值、术后住院时间均显著长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后随访均未发现胆总管结石复发、胆道狭窄等异常情况。结论术中置入胆道减压引流管在腹腔镜胆总管切开探查术后一期缝合可显著降低胆漏发生率，明显缩短患者术后住院时间，是一种安全有效的胆道内引流方式。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致胆管损伤处理方式选择

自1905年Mayo等首次报道使用胆管-十二指肠吻合术修复2例胆囊切除术后胆管损伤(bile duct injury,BDI)后,BDI引起了胆道外科医师的重视[1]。随着微创技术的不断进步,目前已可应用单切口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C)和机器人胆囊切除术来修复BDI,但BDI的高发生率仍不可避免,仍有0.4%~0.6%的BDI发生于LC后[1-2]。

胆管囊肿分型及诊治策略

胆管囊肿是一种由不同部位胆道扩张引起的疾病,既可在婴幼儿时期发病,也可发生于成年期。亚洲人最常见,尤其是女性多见,亚洲人群中的发病率为1∶1000[1]。其具体病因不明,胰胆管异常联合(anomalous pancreaticobiliary duct union,APBDU)可能是胆管囊肿形成原因之一[2-3]。K-ras基因和p53基因的异常可能是胆管囊肿癌变的分子机制之一[4-7]。由于胆管囊肿可能合并较多并发症,且有恶变潜能,因此必须早诊断、早治疗。本文通过文献复习,对胆管囊肿的诊断及治疗进行总结,以期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