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20年中国的但丁知识

在晚清民国间的西学东渐大潮中,意大利文豪但丁的相关知识被译介进入中国。就传播方式和时代关怀来看,学人引述、教材条目和报刊新闻等,所言但丁知识的内容有所区别。围绕《新民丛报》,部分渴望新民建国的学人,肯定但丁提倡使用民族语言从而促进现代意大利国家出现的功绩,希望通过介绍其事迹来启迪国人关注本民族文化的保存。这实为一种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的眼光,而仅有部分学人重视但丁的文艺贡献。辛亥革命以后,人们重视学术文化的建设,逐步转向关注但丁作品的文艺价值,惊叹《神曲》等作品呈现出的丰富想象力,展现出文学经典传播过程与时代接收语境之间的互动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辛亥前后但丁知识来源途径有别,最初学人多由日本接收而来,用作论著的引证,后来随着欧美留学生回国,相关知识多直接取自西语著作。

观物吟诗与内圣外王:论作为宋韵载体的邵雍诗歌

数量庞大的宋代诗歌,承载着宋韵文雅风流的核心文化内涵。今存1400多首邵雍诗作,集中反映了理学家的言理倾向,影响宋代诗坛的发展路径。诗集命名为“击壤”,传达生于太平盛世的幸运以及生活安乐闲适的自得,二者皆为太平社会的成立要素。诗集中塑造的安贫乐道的诗人形象,“乐天”的同时取法白居易诗学,书写自己的日常闲适生活。诗人身心清闲,坦诚面向万物,用诗发现物理人情,既写出天然秀句,也倾向言理说教,呈现“以意行文”的创作追求,这恰是宋诗好说理的整体艺术风貌。邵雍诗由表及里发掘日常生活的理性内涵,蕴含着“内圣外王”的现世追求,带动整个诗坛迈向较高境界。

修辞技艺·信息传递·知识扩散:诗歌自注的多重功能——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为例

自注,出自作者之手,以补充注解本文。由汉至宋,诗文自注渐趋增加,从史书走向文学,演变为一种重要的创作修辞手段。诗人通过自注,补充传递特殊信息,引导读者理解,维护作者权威,调节诗作的阅读接受效果,助力表情达意功能的实现。借助自注,诗人变为沟通者,意图将诗歌呈现给更广大、甚至跨越时空的读者群;承载了个人经验的自注信息,依托诗歌文献传播,进入公共传播领域,扩展读者视阈,参与和丰富了传统中国的知识内容和生产模式。唐宋时代,尤其元祐时代诗人的自注,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还反映了彼时诗人关注知识的范围和兴趣,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略论《神曲》“元故事”叙事结构——兼说热奈特的叙事分层及元故事的功能

《神曲》的叙事中大量使用的“二度叙事”叙事技巧,形成了二度叙事故事文本结构。这些二度叙事的作用是:解释、承担主题等。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结构方式把梦幻文学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克服了大多数中世纪文学脱离现实的缺点。

电影末尾拍摄花絮的审美娱乐功能——以成龙主演的电影为例

当前不少电影的末尾常常播放一些拍摄花絮,展示电影生产过程中一些有趣的事件,如成龙主演的多部电影就有这样的特点。这样的方式也被不少电视连续剧所借鉴,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拍摄花絮主要具有三个重要的功能:首先是满足观众的娱乐需要,丰富电影的内容;其次,满足观众的二次观看癖的需要,满足观众对电影生产过程的窥视;再次,隐喻电影的本质,满足观众发挥创造性的需要。

《宋诗话辑佚》拾遗初编

郭少虞先生《宋诗话辑佚》对已经亡佚散失的三十六种宋代诗话著作作了辑佚工作,为研究宋代诗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限于材料,先生辑佚之外还有一些资料未见收录,虽有学者作了一定的增补,然仍有部分资料可以补遗。本文即对《宋诗话辑佚》中的六种诗话,《王直方诗话》、《古今诗话》、《唐宋诗话》、《潘子真诗话》、《桐江诗话》、《艺苑雌黄》等六种作了增补。

技艺与言志:中国诗歌的用事准则论及其禅学内涵

用事为中国古代诗歌最为常见的重要修辞手法之一。古代诗学家总结出诗歌用事准则,除了要求"切合"之外,还要做到"不为事使"、"用事不俗"和"如盐著水"。"不为事使",强调诗人对故事的驾驭驱遣,以突出作者创作的主体性;"用事不俗",强调创新,避免陈陈相因,克服俗套用事衍变为单纯的代用而缺乏艺术深蕴;"如盐著水",强调用事与诗歌本质和谐一致,规避花哨的艺术技巧对读者的干扰,从而实现诗歌言志抒情的艺术功能。上述准则俱强调诗人主体性,指向诗歌的言志功能。细绎三者的理路及言说,皆具禅学内涵,体现了禅宗对中国古代诗学的渗透影响。

清华国学院助教的聘用机制及其双重身份——以赵万里、浦江清为重心

清华国学院存在的四年内,先后为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和讲师李济等人聘请赵万里、梁廷灿、蒋善国、章昭煌、王庸、余永梁、浦江清等为助教。他们进入国学院后,一方面负责为导师检阅书籍、准备授课、抄写文稿等,另一方面也得到各位导师的指点,继续深造学业,兼具"工作助理"与"私淑弟子"的双重身份,传承清华国学院的学术薪火,在日后亦多有建树。清华国学院助教聘用机制的成功,为今天大学的助教配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杜甫《阁夜》诗与诗学用事理论

蔡絛和周紫芝考证了杜甫《阁夜》诗中两诗句所用的故事,并从中提出用事当"如盐著水""事在语中而人不知"的标准。这两个标准的含义大致相似,即所用故事要和诗句完全融合,不能轻易被读者识别出来,从而使诗句具有被多重阅读的可能。其后,人们逐渐采纳了这两个标准,因此成了诗学批评中反复出现的用事理论。以此为契机,我们可以管窥杜诗学对古代诗学的影响与渗透。

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清代杜诗学著作四种经眼录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有清代杜诗学重要文献多种,其中有四种因《清代杜诗学文献考》、《杜集叙录》等书虽有著录却需补充而值得进一步勘核。它们分别是:和宁编《杜律精华》抄本;佚名《杜注约》抄本;旧传虞集、赵汸选注,查弘道、金集补注《杜律注解》亦山草堂刻本、《杜诗选律》同治癸酉赵氏刻本。对这些文献进行考察,既可弥补部分杜诗学研究著作的缺憾,也可用来校勘整理文献,还可借此窥探清代杜诗学的部分风貌。

以“史”观“文”:抗战前清华国学院同学的古代文学研究

清华国学院在短短四年(1925～1929)间培养出诸多学有所成的学界中坚,形成20世纪文史研究领域的一股重要力量,映照着中国现代社会学术转型的历史背景。在当时"国学"语境下,清华国学院的教育训练,以小学和史学为主,而清华国学院的70余位同学中,只有少数同学选择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多偏"历史",所涉时代多为宋前。上述特点,是清华国学院教育培养的偏向所致,也与当时"国学"研究多关注中国历史和传统学术的文化倾向息息相关。考察清华国学院的教育训练、时代思潮与同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生态及其特征,管窥现代学术在"国学"场域中的展开过程,并反思学科专业化后所带来的研究误区。

晚清科考制度对《二十四诗品》注本的影响

《二十四诗品》是中国古代最为杰出的诗学著作之一,其语句很难读解,长期未见有《诗品》注本面世。到了晚清,短期内突然出现了几个注本。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虽多,但晚清科举考试却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乾隆改革科考增加律诗一科后,士人开始阅读《诗品》等诗学类著作;加之晚清科场多用《诗品》语句命题,热衷功名的读书人突然重视学习《诗品》。于是,《诗品》的多个注本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并具有为初学者服务的特点。

罗根泽诸子学研究的内在理路——以《管子探源》为核心的考察

罗根泽的《管子探源》,是20世纪《管子》研究的重要成果,通过考察《管子探源》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可以窥探罗氏诸子学的内在理路,而在现代学术史上,罗根泽的诸子学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他对先秦两汉各家诸子之学的探究,其目的是为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此历史眼光,推动他考辨先秦两汉诸子著作的真伪、作者和时代,以便准确定位各家的思想学说,而不是在辨伪之后抛弃伪作,所以他在"古史辩"派中独树一帜。为了切合历史真实,罗根泽审慎选择自己在诸子学研究中的立场,避免将诸子学术与西学概念攀缘附会。罗根泽的诸子考辨之学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超越乾嘉考据之学;二是对西学持谨慎的态度。

从“娱乐”到“寻找真理”——试探西方美学游戏说的发展动力

西方的美学游戏说首先关注的是游戏具有的娱乐功能,接着发现游戏的自由特性;其次发现游戏是人的完满实现的一个条件,是人的一种生命冲动。后来人们意识到游戏具有独立性,是人认识真理的一个手段。其实,探讨游戏就是探讨艺术,对艺术的认识发展历程也大致如此。

功臣与诤友:清人补注“宋诗宋注”的身份定位

清人受注释对象和时代学风影响,有时会将自己、他人对“宋诗宋注”的补注,定位成“功臣”与“诤友”所为。此与“宋诗宋注”时的“忠臣”定位稍微有异,表明清人避免充当作者的“将顺者”,而以“功臣”强调注释者对于作者或某种学说的阐发传承,以“诤友”显示注释者对前代注家的补苴纠偏。借由考证为基础的甄别和注解,清人整理苏轼、王安石等人作品,辨析前代注释,补充相关知识,最终阐发作者心志。补注过程中,清人深知阐释发明之难,却能表现出强烈的学术自信,以考据实学实现自我角色定位。宋、清两代注释者的身份定位之差,彰显各自时代的学术风流,既说明已有阐释的价值,也指向更为丰富的阐释可能,说明时间距离在阐释中的意义,即视阈具有历史特性。

凡圣无异居 心中有桃源———苏轼对桃花源的新解及其现实意义

苏轼一反唐人认为桃源是一个神仙居处的陈见,认为它只是人间众多福地中的一个。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列出了四个论据以证明他的观点,这些论据集中反映了其道教信仰的一些具体内容。苏轼通过否认桃花源是神仙居所,主张人应该在现实生活中清心寡欲、修心养性,于心中寻找自己的桃花源。其实,这也是苏轼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

胡应麟的“用事”观及其在古代诗学中的价值

胡应麟的用事论是其诗学主张中最有价值者之一。他可能是古代第一个具体论述诗歌需要用事的人。他认为诗歌要用事的原因是:一,用事可以表现诗人才华;二,某些体裁的诗歌必须用事;三,是诗歌的重要表达手段与表现内容。但是他并不是认为诗歌可以滥用故事,而必须遵从一定的规则,合乎诗歌创作的规律。

近六十年宋辽西夏金火葬研究综述与反思

20世纪50年代，随着各地宋辽西夏金火葬墓被不断发掘，徐苹芳等学者率先对宋元火葬展开专门研究，六七十年代，日本、美国学者也屡有成果问世。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学科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社会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发生了较大转变，这推动了学界对宋辽西夏金火葬习俗的研究，在仪式和墓葬特征、区域分布、社会经济文化与宗教信仰、国家制度与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方面多有斩获。

敦煌写本S．6074定名

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S．6074的敦煌遗书，见于多部著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提要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