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而上学与政治哲学之间——从西方汉学的角度再度探讨王弼的易学

王弼 ( 2 2 6- 2 4 9)的《周易注》及《周易略例》包含其独特的形上学及政治哲学。这一次 ,我想以其易学最基本的范畴—即“主爻”原则—为切入点 ,试图阐释王弼对于“君主”、“权力”、“政治竞争”等的论述 ;然后 ,透过西方汉学近年来的一些新研究 ,重新探讨王弼在《老子注》及《周易注》

“儒家自由观”的悖论与可能性:从严复到牟宗三

随着全球现代主义的出现,我们有必要从更广、更国际而不单单是西方的角度来思考自由的规范性理想模式。根据当代黑格尔主义者罗伯特·皮平(Robert B.Pippin)和阿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的观点,当今自由主义在西方达成共识是某种集体的历史性成就。因此,为了更全面地理解现代自由的内涵,有必要思考促使这种自由理念产生的历史情况。这里要回答的问题则是:两位重要的西方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伊曼努尔·康德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如何?康德和密尔的现代自由观在西方社会影响深远,他们的自由主张(在康德看来是形而上学的自由或意志的自由,在密尔看来则是社会自由)达成了当今西方的自由主义共识。要了解中国现代思想家是如何把这两种现代自由观介绍入中国的,则要探讨严复和牟宗三是如何把密尔和康德的自由观转译入中国的,他们的翻译策略是什么,以及这些中国思想家是如何通过他们的翻译重申他们对人的行为能力已有的理解的(尤其是儒家关于道德行为力的理解)。

中国的施特劳斯思想旨趣

德国浪漫主义哲人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在1784年12月18日写给克劳斯（Christian Jacob Kraus）的一封信中，严厉批评了康德所推动的启蒙计划，特别是其预设，即人类应该走出所谓的“未成年状态”（Unmtindigkeit）。在这封信中，哈曼挑战的是康德哲学的基本前提：人类要切断一切语言、传统、经验的牵连，才能达到完全“成年的”（mfindig）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