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拉弗最高税率和最优税率估计

在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有关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本文就我国宏观税负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实证分析,并运用计量模型对我国的拉弗最高税率和最优税率进行测算。作者认为,为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我国当前不宜过快提高宏观税负,待经济形势好转后税负可适当提高,但税收规模不宜超过GDP的23%。

税收流失的博弈分析

从财政交易制度框架内看 ,税收流失其实是一种交易成本。纳税人与税务当局的非合作博弈 ,不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 ,但存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即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分别以一定的概率随机选择稽查和逃税。同时 ,税收流失也表现为征税中存在的纳税人与政府、政府与纳税人以及政府、税务机关与税务人员三种委托代理问题。因此 ,依法治税的激励结构设计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 :保证财政交易制度中的支出面与税收收入基本对称 ;优化税制 ;税务机关激励纳税人讲实话的制度安排 ;

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我国的财政政策乘数和效应测算

由一个简单的IS -LM模型可以推导出财政政策乘数公式。对于我国的IS -LM曲线的估计 ,发现它们有正常的斜率。我国的财政政策乘数约等于 2 ,可测算出我国历年财政调控的效应 ,发现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占 1/ 5到1/ 3强 ,表明我国财政政策在需求管理中的有效性。根据以上所述 。

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

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须同时考虑财政支出。事实上，所得税、农业税、包括关税的工商税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基本方向是：利用所得税、农业税、工商税与其他预算收入来增加对地质勘探和工业、交通、商业部门事业费及文化教育支出的投资，这样可促进经济增长。但应减少转移支出和行政管理费等财政支出，否则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

公共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最优规模估计

本文利用交叠世代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公共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在考虑税收时，存在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公共教育支出规模；并从实证上估计了我国公共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计算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最优规模是占ＧＤＰ的２．４％，目前公共教育支出不足，并提出了增加教育支出的相关政策建议。

财政支出职能结构的国际比较

财政支出按职能划分即财政的职能范围。国外财政支出的范围， 一般由宪法或法律、财政支出惯例以及市场缺陷决定， 因此各国具体的财政支出项目不尽相同。本文根据有关国家的支出项目和联合国的分类， 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对建立我国的公共支出框架有所借鉴。

税收流失的制度考察

税收流失削弱税收的国民收入弹性和边际增长倾向。为提高财政收入比重，振兴国家财政，必须加强税收流失研究，堵塞税收泄露黑洞。我国税收实现机制中存在制度缺陷，诸如市场制度不健全、财政分配制度不均衡、征管制度缺乏法治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造成我国税收的流失。为此，必须加强基本制度的优化建设。

我国的财政政策乘数和效应测算:1983-1999

本文在一个简单的IS -LM模型中推导了财政政策乘数公式 ,并估计了我国的IS -LM曲线 ,发现它们有正常的斜率 ;计算我国的财政政策乘数约等于 2 ,并测算了我国历年财政调控的效应 ,发现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占 1/ 5到 1/ 3强 ,表明我国财政政策在需求管理中的有效性 ;最后 。

积极财政政策应适时调整

本文论述了积极财政政策适时退出和调整的理由。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实行3年多以来,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决不能长期化,深化财政制度改革才是根本措施。

国债上限与发债空间

本文着重分析临界赤字率和政府债务负担率的上限 ,并根据中国的经验数据估计了我国的临界赤字率和国债上限水平。然后 ,按照国际标准 ,估算了我国政府目前的全部债务总额 ,并对中国 2 0 0 0 - 2 0 0 3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对国债负担率和政府综合债务负担率的影响进行了测算 ,发现我国还有相当的发债空间。

税收政策乘数及其效应的实证分析

在总需求理论中,税收对总产出的作用由税收乘数决定.在运用乘数概念时,人们更多的是计算只考虑边际消费倾向的简单乘数,这会高估财税政策乘数(多恩布什和费希尔,1998,第98页).当前,我国税收增长迅猛,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那么我国的税收乘数到底是多大?本文将利用IS-LM模型,对我国税收政策的效应进行一般均衡分析.

论财政调节产业结构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非均衡的产业结构与财政调节 由于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再生产分化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其中分配和交换只是由生产通向消费的中间过程,生产和消费及其对应关系才是最终的和根本的。这样,供给和需求是国民经济的两大基本力量,产业结构要同时放在供给和需求中考察。合理的产业结构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是与市场需求结构相适应的市场供给结构;否则是非均衡的产业结构。

东西方财政理论体系的比较与借鉴

西方财政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把财政问题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研究,创立了西方财政学,之后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与斯密教条一脉相零,财政理论没有大的变化,基本上是主张“廉价政府”,到了本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时期,传统的经济和财政理论无助于走出萧条。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国家干预,通过财政政策刺激有效需求,避免经济危机,从而奠定了西方现代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基础。东方财政学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由于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政府经济一块,因而社会主义财政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国家学说建立的,它首先在苏联其后在二战以来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诞生。东西方财政作为新财政一个特属的社会经济范畴而言,既有共性又有特性,特别是二者的理论体系不尽相同,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简单比较。

政府支出类型结构:比较与启示

政府支出按经济性质划分为经常性和资本性支出两大类。其中,前者包括:(1)购买支出,指雇员工薪或对其他商品和劳务的购买。(2)利息,对政府借款支付的利息成本,不包括政府作为担保人而替被担保人支付的利息。(3)补贴和其他经常性转移支出,包括列入经常预算的无偿、不可返还的对私人和公有企业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