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熟人社会”背景下乡村纠纷解决的策略选择与证成

社会转型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乡村形成了以留守老人为主体的"现代熟人社会"。在这一社会形态中,传统的大家庭解体,个体化的小家庭不常驻于村,常驻村民纠纷、传统的家庭婆媳纠纷都趋于减少。同时,在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出现了因土地征收引发的新型村民纠纷。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的强力冲击,村民在纠纷解决策略的选择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特性,这是乡土民情与现代司法碰撞之后,村民对纠纷生态环境的理性回应。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国家对乡村纠纷解决的回应,必须立足乡村的本土资源,因时、因势、因地而为。

论我国突发事件中的新闻自由

近年来,我国突发事件中的新闻自由逐步显现出开放的态势。我国突发事件中的新闻自由还处于一种低层次的状态,媒介生态环境复杂。突发事件中新闻自由的正当性是以新闻自由在突发事件中所担负的功能为依据的,而突发事件中新闻自由的功能是建立在新闻自由权利属性基础上的。突发事件中的新闻自由是一种制度性和工具性的权利,具有传递信息和监督政府等重要功能。新闻自由为工具性权利,政府在追求更高的合宪目的同时,可对新闻自由进行一定的管制。

西海固地区农村出嫁女性继承权的考察——以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冲突为视角

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冲突难以避免。在西海固农村,依照乡规民约,出嫁女性一般不享有继承权,这是熟人社会文化上的一种体现。在社会转型中,西海固农村已然进入了"半熟人社会",女性对继承权的态度也有所变化。由于农村的乡土性和法律的局限性,出嫁女性继承权在乡规民约和国家法律方面的冲突,并没有因为"法律下乡"而消退。出嫁女性继承权的保障应切合农村的乡土文化,在充分尊重乡土文化特质的基础上,探索更为实际、有效、灵活的机制,是西海固地区农村出嫁女性继承权保障的有效路径。

论宪法最高效力的宣示

宪法与其他普通法律相比,具有效力的最高性。但宪法最高效力的来源、表现及其效力最高性进行宣示的必要性,在学界并未达成共识。本文尝试通过对三个问题的阐述,论证了宪法最高效力宣示的必要性。

民族思想的历史拷问——简评李世荣《满与汉:清代民族思想及其实践的历史考察》

有清一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在多方面的统治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对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的重建与维护功莫大焉。保障这种成功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清王朝始终重视对于满汉关系的有效调适,

宪政的实质及其施行路径——基于《独立评论文选》“宪政观”的分析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以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为树立宪法权威,健全宪法实施机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但学界对"依宪执政"与"宪政"的关系仍存有分歧,对宪政的施行路径,也未有共识性的认知。谢泳先生选编的《独立评论文选》,以创刊于1932年的《独立评论》为底本,内容涉及政治宪政、教育民生、时事大事等方面。彼时知识精英对宪政的探索,未必都适用于当下,但他们对宪政的共识,即宪政就是一种政治生活的习惯,却可以为我们理解宪政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传承与超越:人民调解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与未来发展

人民调解作为一种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在乡村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乡村社会转型,宁夏南部山区赵村进入“现代熟人社会”形态,在这一社会形态中,人民调解在乡村治理中具有多重功能。人民调解不仅是村民纠纷化解的主要机制,也是文明乡风养成的有效路径,还是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但人民调解也面临着现实困境:人民调解性质和功能异化明显,人民调解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足,村民参与人民调解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人民调解在乡村治理中的未来发展,需要积极推进人民调解本质的定位回归,探索人民调解员专职化的实现路径,多举措培育村民乡村治理的主体性,为人民调解在乡村治理中作用的有效发挥提供保障。同时,对于赵村这类刚刚脱贫的村庄,大力发展乡村经济也是重中之重,乡村经济有发展,才能为人民调解在乡村治理中的效能提升提供稳定的财力支持。

独立学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分类分级的探讨——以宁夏大学新华学院为例

不同类型突发事件发生的原因、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都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就要求突发事件的应对主体针对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采用不同的应对措施。另外,突发事件也有着不同级别的划分。本文通过分析宁夏大学新华学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文本中关于突发事件分类、分级的规定,反思独立学院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在分类、分级方面存在的缺陷,提出独立学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中应具体规范突发事件分类、分级,使独立学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在应急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

金属切削过程韧性断裂的有限元仿真现状

工件材料的断裂准则是金属切削加工有限元仿真的关键技术。分析了国内外金属切削加工有限元仿真的研究现状,并进一步对不同工件材料的断裂仿真技术的特点、适用条件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现阶段工件材料断裂准则仿真技术尚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切削过程有限元仿真技术的发展趋势,为切削过程有限元建模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论经济紧急状态下国家紧急权的宪法保障

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经济紧急状态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经济紧急状态下,国家紧急权采用宪法直接保障的立法模式是建设宪政国家的必然要求,把国家紧急权直接规范于宪法,即便在经济紧急状态之下,也不得超越宪法而随意扩大国家权力,这是宪政主义在国家紧急权上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国家紧急权立法模式的路径选择。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乡村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基于宁夏J县积分制的实践考察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顶层设计。完善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渠道,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业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以筑牢乡村治理的基础。宁夏J县根据所辖乡村社会现实,创制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主要围绕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建设"两项载体",成立"两支队伍",实现"三个效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机制。J县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的实施,增强了村民的主体意识,培育了村民的公共精神,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路径。

基层治理视域下乡村人民调解的现代转型

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已然发生变化,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成了乡村人民调解的主要主体,这既是国家制度设计的推动,也是村民的自我选择。在基层治理中,人民调解功能的发挥直接取决于人民调解组织所依靠的基层自治体的运行状况,在村民自治尚不成熟的乡村社会,出现了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虚置"的情形。但村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纠纷类型和特点的现实需要,"现代熟人社会"的乡土文化,为人民调解的适用提供了乡土逻辑。人民调解作为一种基层治理机制,其群众性、民间性、自治性本质定位的回归是人民调解现代转型的必由之路。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村民主体意识的培育——基于宁夏J县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之考察

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需要重点关注村民的主体地位,积极培育村民主体意识。宁夏J县根据所辖乡村社会现实,创制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主要围绕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建设“两项载体”,成立“两支队伍”,实现“三个效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机制。通过“增权赋能”,培育村民权利意识,提高村民自我认同;通过建章立制,规范和引导村民行为,养成村民法治思维;通过共享乡村治理成果,保障村民主体性和乡村治理目标的统一,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提升村民主体性。J县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的实施增强了乡村治理中村民的主体意识,创设了村民主体意识培育从理念到实践的可行路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意义·内涵·路径:“社会学概论”课程中厚植家国情怀的三维向度

新时代大学生作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实践主体,家国情怀的培育是大学育人的重要内容。“社会学概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专业的主要课程,在学生家国情怀培育方面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既有助于增强学生对生活共同体的责任感,也有助于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还有助于强化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相统一。在“社会学概论”课程中厚植家国情怀,需要围绕学生家庭归属感的培育、社区主体感的夯实、国家使命感的增强三重内涵展开。家国情怀培育的路径选择,要注重课堂教学主阵地和社会实践主渠道相结合,让学生不仅对家国情怀的意蕴和价值有认识,而且能在课程内容学习和社会实践中了解家国情怀的多元表征,推进学生对家国情怀的认识从情感共鸣到价值认知再到具体践行的过程生成。

基层治理视域下乡村人民调解的“地方性知识”建构

乡村人民调解作为一种重要的基层治理机制,有助于乡村自治、法治、德治的融合,形成有效的基层治理,但乡村人民调解还面临“地方性知识”与正式制度设计的冲突。借助“地方性知识”为分析框架,对宁夏南部山区赵村人民调解实践进行分析。发现:村民自治组织在人民调解过程中具备“自治”的功效;国家法律在乡村人民调解中作用的发挥还需要内化为村民所能接受的知识;乡村德治思维仍然占据村民行动的主导地位,并且影响或修正人民调解的法律执行。为此,在具体的调解过程中,建构乡村人民调解的“地方性知识”,对发挥乡村人民调解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将乡村人民调解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转型期乡村纠纷调解的现实困境及出路

社会转型期,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选择外出,乡村形成了以留守老人为主体的"现代熟人社会"。在这一社会形态中,调解成了村民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但由于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双重管理体制"的限制,加之人民调解员专业素养不高、待遇低,使调解在乡村纠纷解决中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纠纷的调解,须在法律规范之下,从乡村实际情况出发,了解村民纠纷发生的乡土逻辑,将现代法律与传统的乡土民情结合起来,才能以调解化解乡村纠纷,构建有序乡土格局。

乡土文化融入大学生家国情怀培育的逻辑、困境与路径

家国情怀的源头活水在于对乡土文化的承继与发展,高校在大学生家国情怀培育中应注重乡土文化的融入,以实现大学生家国情怀的培育与乡土文化的传承。但随着乡村社会变迁,村落共同体消解,乡土文化出现衰落;加之社会转型期,在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大学生价值观趋于多元;另外从制度确定到观念跟进,还存在“文化堕距”,这些都是乡土文化融入大学生家国情怀培育面临的现实困境。在课程思政教育改革背景之下“,社会学概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以“理论自觉”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现实,内涵着深厚的“家国情怀”要素。以“社会学概论”课程为载体,通过课堂教学、田野调查、体验实践让学生深入了解家国情怀的多元表征与文化渊源,将乡土文化融入大学生家国情怀培育,增强大学生对家庭的归属感、对社区的主体感、对国家的使命感。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与发展--基于宁夏J县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的调研

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根据乡村社会现实探索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实现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社会、村民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机制。宁夏J县根据所辖乡村社会现实,创建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主要围绕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建设“两项载体”,成立“两支队伍”,实现“三个效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机制。J县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的实施增强了村民的主体意识,培育了村民的公共精神,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路径,但同时也存在主体责任、运行机制、保障机制落实不到位等现实问题。因些应通过强化村级党组织的领导、积分细则制度的完善、村民公共精神的培育等策略,推动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效能的有效发挥。

断裂与延续:自然村社会形态论析

前言中国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村民对土地的依赖明显降低,村庄生活面向外倾,人际关系理性化,村庄传统权威弱化。乡村生活正在被重塑,开始向现代化迈进。a“乡村巨变不仅仅是社会形态的表面变化,更是社会性质和秩序机制的深刻变化。”b要深刻认识和理解乡村社会巨变,就需要对当下乡村社会性质做出理论判断和界定,这也是乡村治理理念、体系、模式能否与乡村现实相契合的关键。

乡村人民调解员专职化的思考--基于宁夏西海固地区C乡的调研

随着乡村社会变迁,乡村呈现出“现代熟人社会”特性,乡村纠纷趋于复杂化和多元化,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对乡村多元治理主体提出了更高要求,人民调解员专职化成了人民调解制度在乡村治理中功能发挥的必然选择。通过对宁夏西海固地区C乡的调研,发现人民调解员专职化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面临制度设计的欠缺及滞后、村乡人民调解委员会作用的失衡、乡镇专职人民调解员的流动性大、人员老化等困境。乡镇人民调解员专职化应注重引才稳才,实现“知识型”专职人民调解员与“经验型”专职人民调解员相组合,形成乡镇人民调解合力;应优化乡村人民调解的外部环境,强化人民调解的职业认同感,切实保障人民调解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