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扩招与大学教育回报率变动——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研究

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本文定量评估了高校扩招对大学教育回报率的异质性干预效应。基于"反事实"和"局部干预效应"的思想,将大学毕业生区分为扩招前不能升学扩招后却可考上大学者和即使没有发生扩招也能升学者。研究发现:高校扩招使前者收入增长了约40%,且并未明显削弱后者收入优势。这一结论在男女样本间存在明显差异,有必要通过推进高中教育质量均等化等措施保障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权益,使扩招"红利"惠及社会每个阶层。

国际贸易成本、制度环境与FDI区位分布——来自120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世界银行的城市数据定量比较了国际贸易成本与产权保护水平、契约执行效率和政府干预程度等制度环境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外企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国际贸易成本显著影响了FDI区位分布;融资的便利和母国政府的支持,推行纵向一体化导致其产业链有闭合趋势等因素,使外企对当地制度环境并不敏感。本文分析表明有必要进行全国性运输改革,以提升中西部内陆地区对FDI的吸引力。

资本深化、异质性科技投入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1999~2007年中国各省市区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方法对资本深化、异质性科技投入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发现：资本深化解释了35%~43%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自主研发不仅直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还通过与资本深化水平的良性互动显著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增长;购买引进国内外技术对劳动生产率则有着不显著的负面影响。

大龄未婚对农村男性主观福利影响评估研究——来自CGSS2010的经验证据

利用CGSS2010调查数据,本文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处理婚姻状况自选择效应,定量评估了大龄未婚对我国农村大龄男性主观福利的影响。在反事实概念框架下,大龄未婚对我国农村男性有着不显著的负面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幸福的婚姻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资源保障,仅靠婚姻本身难以显著提升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主观福利。在努力降低性别比例失衡的同时,有必要出台政策改善农村大龄男性社会经济状况以提高他们的主观福利。

新常态下跨境电子商务对我国外贸转型机制的影响

本文在分析跨境电子商务主要特征和发展态势的基础上,探讨了跨境电子商务通过推动外贸专业服务升级、简化外贸交易环节、重构外贸产品价值链、促进外贸产品品牌化等方式推动我国外贸转型升级的机理。针对制约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突出瓶颈,提出了快捷海关通关、鼓励第三方支付平台、整合信用信息平台、提升物流效率等政策建议。

市场化进程、机会不平等与“收入-幸福悖论”

本文在广阔的制度变迁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收入-幸福悖论”的发生机制。“收入-幸福悖论”即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停滞不前并存的现象在中国已初现端倪,是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突出障碍。现有研究通常假定某种中间变量“作祟”才导致该悖论出现。本文提出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停滞的共同原因。市场化改革提高了人均收入的同时使“才能+努力=成功”绩效主义和机会平等理念深入人心。然而,上述理念盛行并不能自动根除现实中的机会不平等。当高涨的绩效主义预期遇上收入机会不平等加剧的社会现实,人们将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降低了幸福感。本文为上述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为破解我国“收入-幸福悖论”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

探寻经济持久增长的真正源泉

西方兴起的原因历来鲜有共识,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是马克思和韦伯的观点。部分因为诺思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者占了上风。对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复兴了经济增长理论,但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绩效贡献甚微。在2002年,两位顶尖的华人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持久增长发展路径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田中路——一个新制度经济学案例分析

根据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并从"搭便车"行为和制度变迁的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为基础,结合"科斯"式的案例分析方法,对发生在中国中部乡村的一个经济实例进行了剖析。主要验证了在正的交易费用的约束下,即使产权相对清晰界定的情况下,由于交易收益低于交易成本也会使得资源配置存在效率损失,所以文章的主要结论是即使产权界定相对清楚,为了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改善也需要一定的激励措施。

分手快乐?——离婚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

中国离婚率连年快速攀升引发了广泛关注,但鲜有文献定量评估离婚对个体主观福利的影响。文章首次采用追踪数据(CFPS)定量评估了离婚对个体主观福利的冲击及其动态演变,为理解中国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提供了一个新观察视角。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离婚对个体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短暂的负向冲击。按自评收入分为5个阶层,离婚当年人们遭受的幸福感损失,相当于从中等阶层下滑到最低阶层。离婚对幸福感不存在长期影响,离婚者与从未离婚者之间的幸福感落差在离婚3年后即基本消失;是否再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男女、城乡、不同教育水平、有无子女等不同群组幸福感受离婚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但均呈现出共同动态演变趋势。考虑到离婚个体在离婚前夕的幸福感水平,应该已经低于其他已婚者,那么离婚应该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离异者幸福感恢复迅速表明在遭受巨大打击后,其心理上表现出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中国离婚主观成本相对较低,或是离婚率高企的重要原因。应该审慎地看待离婚对幸福感没有长期影响的结论,该结论不应被视为支持乃至鼓励中国居民离婚的经验证据。本研究仅显示:一个离过婚的人,也可以像常人一样幸福快乐。

经济全球化与教育回报率的地区差异

本文关注经济全球化与教育回报率地区差异的关系,为我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提供了一个新解释。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发现经济全球化对教育回报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以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计算,若一个地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1个标准差,当地的教育回报率可提高1个百分点,从约7%增至8%。这意味着参与经济全球化活动对教育回报率的促进效应是非常可观的。本文使用了多种衡量指标和不同的模型设定,经济全球化与教育回报率正相关这一基本结果都相当稳健;研究结论有助于增进学界对经济发展模式与要素积累互动关系的理解,也为解释我国劳动力流动方向的结构性差异提供了新视角。

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了中国居民幸福感——来自CGSS2008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定量检验了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经济全球化显著提升了中国居民幸福感,但其主要通过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增加人们收入、改善人们健康状况,以及缩小贫富差距等民生改善渠道,间接作用于居民幸福感。这一结论与样本选择无关,也不受自选择效应和变量内生性影响。中国政府在发挥比较优势有序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可考虑通过扩大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就业培训等民生方面支出缓解其可能的负面效应,使经济全球化福利惠及中国每个居民。

FDI流入改进中国政府质量了吗?——来自120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首次使用城市数据检验了内生FDI流入与中国政府质量的关系。外企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其到常用港口的运输费用(头程运费)反映了各地外企面临的进出口阻力,捕捉到FDI选址的外生变化,可视为FDI流入的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结果表明,FDI流入有助于提高多个维度衡量的政府质量。一旦控制FDI因素,沿海地区政府表现并不突出。进行全国性运输体制改革,有利于提升内地吸引外资能力和改进其政府质量。

头程运费、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120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首次使用头程运费刻画国内不同地区面临的进出口阻力，考察内生国际贸易与经济绩效的关系。IV结果表明OLS并没有高估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旦控制了国际贸易，沿海地区并没有表现出更为出色的经济绩效；若国际贸易量提高1％，那么该地区人均GDP可望增长0．19％-0．22％。工具变量通过了严格的相关性和外生性检验，子样本敏感分析和控制变量方法保障了结论的稳健性。

高校扩招降低了大学毕业生的幸福感吗?

高校扩招政策的冲击远超出了劳动力市场,我们应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综合评估其对大学毕业生福祉的影响。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基于"局部干预效应"概念框架,识别出教育成就受扩招政策差异化影响的不同群体,然后运用双重差分法定量评估了扩招政策对他们幸福感的异质性干预效应。研究表明:(1)招生规模激增削弱了那些即使没有发生扩招也能继续深造者在劳动力、婚姻等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2)那些受益于扩招政策而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的人,由于大学生活和毕业前景与他们之前所想象的落差较大,其幸福感并未因此而提高。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从数量扩张阶段向质量提升阶段转型之时,文章从主观福利视角为家庭如何进行教育投资提供了参考,也为政府部门如何应对扩招政策的负面影响提供了决策依据。

新常态下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监管困境及对策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跨境电子商务蓬勃发展,但跨境物流碎片化、税收征管法规未能与时俱进、通关环节瓶颈突出、管理系统有待完善等海关监管问题相当突出。鉴于此,应切实解决跨境电商及个人的国际贸易资质问题、试点并完善跨境电子商务关税法规、创新跨境电子商务监管操作流程,以及构建企业和货物备案认证系统、探索信息交换共享机制、积极探索便捷化通关,以期进一步优化跨境电商海关通关管理模式。

集体工业经济、内生制度与经济增长——基于120个大中城市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城市数据检验了内生制度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获得政绩以提高晋升概率,地方官员有激励为非国有投资提供非正式产权保护;改革开放初期集体工业比重影响了地方官员对非国有产权保护的态度,可以视为今天制度的工具变量。IV结果表明:在控制国有化、出海运输成本、产业结构、政策等变量后,物权保护水平不同可以稳健地解释中国城市间大部分经济绩效差距。

高校扩招、能力异质性与大学毕业生就业

文章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定量评估了扩招政策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异质性效应。在"反事实"和"局部干预效应"概念框架下,识别出教育成就受到扩招政策差异化影响的不同群体。研究发现,因扩招而获得大学录取机会者,其大学文凭主要扮演着"敲门砖"的角色,显著降低了缺乏工作经验的新毕业生的失业概率,但并未明显改善其就业质量;那些即使未发生扩招也能继续深造者,扩招并未恶化其就业状况。因此文章认为有必要在狠抓教学质量、改善办学条件的同时,通过扩大奖学金和助学贷款受益面等措施,切实降低弱势群体接受大学教育的"门槛",使扩招政策惠及社会各个阶层。

温州债务危机的性质、原因与后果

温州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货币超发、资产泡沫化以及政府庞大投资挤出民间经济,政策多变客观上也产生了巨幅拉高短期利率、增加企业财务成本的后果,实体经济经营环境恶化和金融制度缺陷则起了助推的作用。温州危机不是证明了温州企业家精神死亡和"温州模式"的失败,而是证明了温州企业家精神的存在和"温州模式"的活力,也证明了经济有序运行需以稳定的宏观货币、财政环境和健康的微观经营环境为前提。在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化的环境中,增发货币不但不会降低利率,给实体经济提供宽松的经营环境,反而会提高利率,扼杀实体经济。在外围流动性过剩、内部又存在资产泡沫化的环境中,遏制资产泡沫本身就是紧缩货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大学治理: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视角

大学的基本难题是其产出和要素投入度量费用高。为了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引领等社会职能,大学必须承担进行知识度量和人才评价这样一个更为基础的社会职能。大学本质上是一套知识度量和人才评价的同行评价机制。大学治理的核心是把同行专家召集到一起,用口述传统对学术进行度量。这也是教授治学的核心。教授治学要求团队成员水平高,且呈正态分布,为此需要终身教授制度和非升即走制度做支撑。不同大学的治理结构不可能具有标准模式,办出特色乃是其发展之路。

高等教育扩张与阶层间教育机会不平等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2015年数据,利用1999年高校扩招这一政策冲击,研究高等教育扩张对阶层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校扩招总体上缩小了阶层间相对教育机会不平等,在变换了出生队列分界年、度量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仍然成立。扩招引起的阶层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缩小仅发生在省属高校,扩招对教委直属或部委所属高校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没有显著影响,而在地区所属高校中扩招反而扩大了教育机会不平等。进一步分析发现,扩招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程度与家庭经济能力、人员和信息流通以及家庭教育背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