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谢幕”:“晚期张爱玲”与《儒林外史》

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受到中国古典小说的滋养,这是公认的事实。《红楼梦》与《金瓶梅》二书对于张爱玲而言“是一切的泉源”①,意义不言而喻。在20世纪40年代,时人已发现张爱玲的小说与《红楼梦》“在句法上很有一些类似的地方”②,创作“始终不能自拔于《红楼梦》型窠臼之外”③。张爱玲亦从《金瓶梅》小说情节中“夺胎换骨”,塑造出经典形象:白流苏“善于低头”的小动作源自“绣像本”中潘金莲初会西门庆时“妖情欲绝”的“三次低头”;曹七巧对待亲哥嫂的“冷热交织”,同潘金莲对待母亲潘姥姥的态度亦形成参差对照。这两部小说作为张爱玲“一切的泉源”,绝非作者自谦的客套话。

丰容与据守:论台湾地区作家杨云萍的跨语创作经验

作为日据时代台湾地区第一代新文学作家和跨语作家,杨云萍在文艺养成期形成了“早期型双语”的语用结构与“世界之子”的文学眼光。日语文化资源的“丰容”使其拓展了文学接受的渠道,并在一种文化比较的眼光中发现本族汉语文学资源的可贵之处,产生了对汉语文化坚实的情感依赖。在1920年代的汉文创作中,杨云萍的创作具备了强烈的淑世意识和以地方路径接入中国白话文体建设的语体意义;在1930年代的日语创作则显示出非常明显的“汉文化影响”,造就了跨语作家以汉语文化为影响源、正迁移而进入日语创作生态中的特殊跨语经验。

日据台湾作家的日语创作实况及其意义

日据时代台湾的顶尖日语作家,在1930年代以后通过参与日本本岛的"文学评奖"而博得日语文坛的青睐,被不少研究者视为其熟练掌握了殖民者语言的证据。但是通过对日本本岛文学评奖实况的分析,以及还原彼时台湾文坛的文学批评生态体系中对台湾日语作家创作语言能力的评价,则可以发现,此时台湾顶尖日语作家运用日语进行文学表现的能力其实颇为可疑。对台湾日语作家日语能力的真实状况进行剖析,首先可以揭示殖民地台湾总督府所引以为傲的日语普及与所谓"国语运动"貌似颇有成效,但实绩有限;其次展现出了日本本岛文坛与殖民地文坛之间的那种不平等的文学交往意态;最后还证明了过分夸大日据时代台湾文坛"日语"的绝对支配地位也是不甚牢靠的。

语言、文学与认同:论台湾地区新文学的“跨语实践”

台湾地区新文学场域中自日据时代到光复初期,文坛主流文学语言发生两次转换,构成事实上的“跨语实践”。语言转换凸显出以“文学汉语”为本位的语言建设路径,及以日语为中心的殖民地台湾地区文坛主流文学通用语地位的塑形与失却;跨语书写展露跨语作家均质共性的集体文化心理,两次“跨语”背后截然不同的转换意义、跨语世代获取主体性的历史经验得以复现;跨语实践中作家采取“方言路线”来学习国语的历史经验,以及直面“日语废止”问题的复杂反应,显示出光复后文化重建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挑战性。

在台湾文学史知识序列的建构中——论日据台湾日语文学创作与文学归属问题

在固有的台湾文学史认知中,对日据台湾作家的日语创作进入"台湾文学"学科知识体系的过程以及悦纳依据,学术史的分析尚不够充分。通过梳理日据台湾日语创作在台湾文学史中的接受史认知问题,以及和韩国文学史中对日据朝鲜作家日语文学创作由疏离到接受的迂回式文学史接受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则可以发现两地文学史叙述中,对这部分用日语来进行书写的文学遗产不同的处理手法,展示出了文学场域内复杂生态系统对文学史认知的搭建功能。

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种跨语际实践的生成

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是第一个《茶花女》汉语译本,它是具有先锋特质构成跨语际实践的绝佳范本。从译者翻译动机上来讲,林纾利用外国文本重演中国特有文化;从小说成形语言来看,"汉化"的翻译方式辅助译者完成德性的抒发。译本从内外两个方面完成了通过翻译张扬自身文学理念的目的,对后世影响深远。

差异化呈现与参差的对照——论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日语创作经验”

日据时代台湾文坛的日语书写现象情况复杂,作家的日语创作经验显示出多元构型,创作体现出了语言能力水平、作家代际间隔以及对待母语感情认知的差异。杨逵用日文创作左翼小说实现了自己跨区域左翼联合的实际构想,形成了对日文文化势能的"逆势转化";翁闹对日语语言及文学背后的政治潜意图相当冷漠,致使殖民者推行日文的剑指目标无法在他身上奏效,是为日文文化势能的"涵化而利用之";周金波利用日语文学的创作配合官方政策,并急迫地践行殖民者的同化实践目标,以日语文学创作作为迎向、拥抱"殖民同化"的手段,从而在这种几乎病态的、对于实现同化的终极追求的路上,他一级一级走向了没有光的所在。

张爱玲与“细节肥大症”——以遗作《爱憎表》为分析中心

作为自然主义文论关键词的"细节肥大症",本源自左拉对自己创作风格的评述,经过理论旅行成为了后世论者批评现实主义写作末流的一种病症表现。张爱玲的创作接续了中国传统世情文学对于微观家庭政治学的体认和对细节的超常规强调,以创作中对于细节的极致雕琢及情节的充沛与盈实丰富了"细节肥大症"的文学内涵。通过研读晚近出土的创作《爱憎表》,可发现张爱玲细节肥大的文学工艺生成机制与既成效果。

从日语到中文：台湾文学“跨语过程”中的经验锻造与作家分层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知识序列中,台湾文学从日据到光复以来所发生的文学创作语言的变换,造就了文学场域中特殊的"跨语经验"。"跨语经验"的复杂性,展示出文化资源整合、文化认同变迁的现实意义;具有这种"跨语经验"的台湾作家群体,不仅有先行研究中比较关注的"跨语作家",还应当包括较之年长一辈、受日文影响更深刻的"语言转换作家"。"跨语经验"中作家代际差异的浮现,展现出不同世代作家身上所受"日语影响"负迁移作用的深浅,以及挣脱日文影响、彰显中文表现的困难程度差异。

文风嬗变、语言转换与文学史评价——论杨逵光复后的中文创作

台湾作家杨逵在日据时代以日语进行创作,获得了巨大成功;台湾光复后作家开始尝试转入中文继续创作。从研究现状而言,杨逵早年的日语创作时期被视为更能代表作家成就的文学阶段,光复后杨逵的中文创作、语言转换的价值意义未能得到充分挖掘。通过分析作家光复后文风的嬗变情况,可以发现其由"金刚怒目"转向"菩萨低眉",是与作家自日语转向中文的语言转换轨迹吻合的。作家光复后中文"中介语"的创作状态,不仅影响了作家创作技巧,更重塑了作家的创作文化心理。杨逵光复后中文创作的文学史意义,应当被纳入语言转换经验视阈中加以重审。

1930年代东京左翼文坛内中国大陆与台湾作家的文学交往——以张文环佚文《台湾的创作问题》为分析中心

作为日据时代台湾顶尖作家的张文环,曾在1930年代参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机关杂志《杂文》的文学建设活动。他的《台湾的创作问题》一文长期湮没无闻,在这篇评论里作者详尽地提出了自己对"台湾文学"现状及其发展方向的分析和构想。通过细读这篇佚文,可以得知在左联东京分盟的左翼文学建设大业中,不仅有旅日中国留学生的辛勤笔耕,还融入了适时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作家的思考;同时这篇佚文的存在亦展示出在1930年代日本东京左翼文学运动中,祖国大陆和台湾作家之间的文学联系与交往的深广度可能比既有论述的规模更大。

殖民地文学交往中“台湾想象”的生成意义——以《华丽岛的冒险》为例

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界与日本本岛文坛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充满了"张赫宙情结",即以在日本文坛成名的殖民地朝鲜作家张赫宙为榜样,竭力以平等之姿与日本文坛发生对话、获得认同;针对此文学现象,如果以日本作家以日据台湾为书写题材的文学选集《华丽岛的冒险》来作个案分析,通过对比日本本土文坛在不同世代对殖民地台湾文学生态的差异化想象,则可以发现这些"台湾想象"虽然是在日台之间的文学交往中产生的,但同时也揭示出日台二地文坛交往中在文学相互理解上的深刻不对等关系。动态的文学交往程式,使得"台湾想象"不只是形式化的客观现实,而负载了串联不同区域之间文学经验的使命,因此是区域研究中可资利用的、新的文学资源。

殖民地身份认同与左翼倾向——以《台湾新文学》(1935-1937)创作群体为中心

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以其独具特色的方式形塑体貌,其发展阶段可纳约为三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薪火接力,但这三代智识者之间也具有颇为不同乃至迥不相侔的书写特征和理论资源构成。其中,第二代知识分子的书写实绩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尤其是文学刊物《台湾新文学》的创作群体——'台湾新文学社同人'最为重要,其身份认同与左翼倾向之间具有深刻的联系,身份认同的波动景观使得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将文学思考落实笔端的求索过程中,对左翼文学中激进的社会革命思想和工具论的文学本质观发生了深入探讨的热情,而产生了左翼创作的冲动,并以此作为文学理想,拓展文学存续空间。

传统、地方与美育:颜水龙与日据时期台湾广告插画艺术中的民族性与现代性

颜水龙是中国台湾地区第一代现代美术家,他在日据时期的广告插画,实现了在现代艺术语境中回溯传统技法、在殖民话语论述中强调地方色彩、在广告插画宣传中突出美育教化的艺术诉求,其广告插画设计遂成为了日据时期台湾地区现代美术语境生成的重要标志,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性与现代性,被誉为“台湾第一广告人”。

“折返日文”——论台湾作家张文环光复后的跨语经验

台湾作家张文环日据时代为台湾顶尖日语作家,光复后在与同侪语言转换作家一同向中文创作进军的路途中悄然掉队,在晚年时折返日语进行创作,这在光复后台湾社会努力学习"中文"的文化生态体系中非常罕见。张文环特殊的跨语经验,展示出日据时代受到"日本化影响"程度最深的一批知识分子在光复后跨语过程中所存在的巨大身心障碍,致使作家迈向中文创作之路充满曲折、难以为继。同时,由于战争经验的长期郁结以及知日分子的自我期许,复使张文环在晚年产生了强劲的创作驱力,语言选择和文学动机的结合使得他在重燃文学创作热情,试图接续日据时代的文学能量的时候无法以中文再进行表现,而必须折返日语。

跨语经验与1940年代台湾地区文坛的中国古典文学“日译潮”

1940年代的日据时期台湾地区文坛,曾出现了一股中国古典文学“日译潮”。参与这项翻译实践的多为具有跨语经验的台湾地区新文学作家。“日译潮”一改翻译惯性上的外译汉,逆向将汉文原著翻译为日文,折返回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来践行挖掘汉文“副功能”的目的。1940年代,对于日据时期的台湾地区而言,中国古典文学的日译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实践方式,这一代跨语作家隐蔽在殖民政权文化运作无法完全掌控和监管的中国古典文学原作之后,利用“豪杰译”的方式雕刻日文译本形态,传递大众化的文化信息,形成一种特殊的跨语经验。

论石华父及其20世纪40年代戏剧创作中的情感转向

陈麟瑞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清华校园就读期间,即与师友一起从事新文学创作,其中戏剧方面的成就最引人瞩目。20世纪40年代陈麟瑞以“石华父”之笔名,在抗战时期上海剧坛奉献出《职业妇女》《抛锚》等精彩剧作。从1940年《职业妇女》剧本中对“笑”的追求,到1944年《抛锚》中转而强调“泪”的情感宣泄,陈麟瑞的创作历程显示他在处理抗战时期的上海这一特殊文化空间时,对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关系的思考,以及戏剧创作诉诸群体效应、调动受众情感模式的探索。对陈麟瑞及其戏剧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职业话剧。

新文艺复兴、艺术史之眼与创造性转化——论台湾作家李渝对《红楼梦》的接受

台湾现代主义作家李渝对于《红楼梦》的阅读是“晚生性”的,在创作生涯后期出版了研读《红楼梦》的专著《拾花入梦记》。研“红”经验促成了作家的创作转向,呼应了台湾现代主义作家群体在晚期折返中国古典文化资源中寻求给养、力求实践新的文化复兴的趋势。在《拾花入梦记》中,李渝以艺术史家和小说同行之眼,重点关注了《红楼梦》中视觉系统的“雅俗越界”与女性书写的“现代取向”;从阅读、揣摩《红楼梦》入手,李渝进而发展出了“多重渡引”的美学观念和“层递写心”的小说技巧。李渝的文学世界显示出对《红楼梦》的继承,也表明作为古典文学指标性作品的《红楼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

“张赫宙情结”——论日据台湾日语作家的进阶目标与创作窘境

在1930年代的日据台湾,日语逐渐成为了文坛通用语。在此前后陆续登上文坛的台湾日语作家如杨逵、吕赫若、张文环和龙瑛宗等,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以扬名日本"中央文坛"的殖民地朝鲜作家张赫宙作为进阶目标,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张赫宙情结";台湾本岛文学评论界同时也以"张赫宙"及其文学成就作为检讨台湾作家日语创作成就的重要参照体系。通过辨析现代文学中"张赫宙"以弱小民族作家及殖民地日语作家形象渐次浮现的文学历程,可以发现,日据台湾日语作家的"张赫宙情结"固然展示出他们尝试以日语来建设台湾文坛时所剑指的前进方向,亦显露出他们用日语进行文学创作时的创作窘境。

“回心之旅”:光复后台湾文坛语言转换作家的跨语经验

日据时代台湾最为顶尖的日语作家如龙瑛宗、杨逵、张文环等,在光复后“国语运动”下向中文转换的语言秩序的调整中努力寻找自己的文学定位,浦岛太郎式文学际遇展示出这批作家在光复初期通过文学语言的更易而努力回心以及找寻失落的国族认同时的现实情境。这一批语言转换作家开始正视、反思并检讨其日本文化背景在跨语经验中的作用,通过否定日语影响、复原中文语言而实现国族认同回归。分析经验作用下作家不同的文学路径选择,可以对光复后作家跨语经验之复杂性得以更深层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