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对就医次数的影响:“收敛”还是“发散”?

就医次数是衡量居民健康平等的重要指标之一。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构建零膨胀泊松回归模型和处理效应模型,从健康不平等的视角探讨城市居民体育锻炼对就医次数的积极影响。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城市居民就医次数增加,不同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城市居民的就医次数呈现“发散效应”,健康不平等现象突出。收入、体育锻炼对城市居民整体就医次数有一定抑制作用:收入有一定抑制作用的同时“发散效应”显著;体育锻炼的抑制作用和“收敛效应”均显著,且在不同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城市居民间存在差异。体育锻炼对女性、低收入、45岁以上城市居民的就医次数抑制作用显著,呈现出不同性别、城市、收入城市居民就医次数差异不随年龄变化的“平行效应”,但体育锻炼未能改变由社会经济地位引起的健康不平等。

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多重中介模型

基于《京津冀城市居民休闲健身参与和需求研究报告》的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学方法,采用“KHB”模型从不同城市和不同社区类型的角度探讨多重中介变量(体育设施、体育组织、体育活动)对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体育设施、体育组织、体育活动)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受公共体育服务的影响不相同,总体来说,受体育设施的影响最大,受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的影响次之。北京市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与河北省样本城市社区居民和天津市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均有显著差异;北京市经适廉租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与其他3种类型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有显著差异。基于此提出建议: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应进一步平衡不同类型社区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京津冀地区如果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严重不足,应从建设体育设施转向培育体育组织和举办体育活动;京津冀三地政府可发动街道、社区和体育组织共同治理公共体育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