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斯特劳斯属于后现代派

菲利普·德斯科拉提出,应当摒弃一种主要在益格鲁-撒克逊国家被普遍认同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是“二元论主要的坚定维护者,是源于笛卡尔,融于法国理性主义,并极力将自然与文化、肉体与精神、智力与情感分离开的思潮之集大成者”(德科拉,2014:281-282)。

让“地球祖国”从乌托邦变为现实

本文主张对乌托邦和当今地球时代的伦理重新加以解读,并从埃德加·莫兰提出的“地球祖国”原则得到启发。该原则主张以另一种观点看待我们世界的现状。在我们的世界观念急剧转向绝望,而描绘乌托邦前景的人遭遇嘲讽之际,“地球祖国”观念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则体现出另一种选择。

新的文艺复兴及其问题

本文认为,大流行病和绿色与数字双重过渡代表的巨大需求导致了新局面的出现,如新的文艺复兴。我们先看看新文艺复兴观念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它集中体现在欧洲。新原材料的发明促进了新生产方式的诞生。由此产生的第二个问题是:其新形式会是怎样的,即如何分辨和选出现在和将来的新文艺复兴因素?这涉及一项长期计划,并引出了第三个问题:如何使公民们投身其中?我们深知,在各种挑战和新科技面前,共同体若没有奉行认知自主的决心(敢于知晓!),便不可能实现新的文艺复兴。

乌托邦与现代性

背景众所周知,对人类初始状况的神话描述渗透着多种文化,并深深扎根其中,还将极其迷人的传奇故事赋予这段过往的历史。关于伊甸园的神话、关于黄金时代的神话、超越历史的末世论神话和“库卡尼亚”福地的神话,它们都谈到了某些遥远而美妙的地方。

对话、妥协与社会哲学

序言对话对哲学至关重要,是制度运行的关键。社会哲学必须将其作为优先研究对象,同时又将其视为哲学自身的介质。对话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尽管语言和社会生活方式总在变化,但对话在任何时期都并无不同。

乌托邦的所在地——概览与评论

乌托邦是一种文学体裁,它产生于西方,以托马斯·莫尔1516年出版的著作《乌托邦》为标志。该著作推出了现存制度的替代物,从而更新了政治思想。根据这一模板,有关乌托邦的众多著作和实验相继出现。这使我们掌握了大量有关的作品和体验资料,以便理解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在这些乌托邦中享有的地位。作者最先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全景定位,他表明乌托邦是多样的,各自拥有其地域观念和建筑体现。若没有政治和社会的乌托邦,便不会有建筑或城市的乌托邦。乌托邦人先是要改变生活方式,从而摆脱制度对他们的束缚,然后他们才会发明新的住宅和另一种环境。

全球化视域下的世界宗教史研究

一个世纪以来,人文与社会科学发生过数次转向,每次转向都是决定性的并彻底改变了全部知识。在这方面,除了被提到过的其他学科外,语言学、文学、语用学、认知学、空间学和经济学的转向最为明显,也备受争议。目前,引发最大争论的最新转向是全球转向,和以往的转向一样,它同样能深刻影响,乃至变革有关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空间活力的知识领域。我们把焦点集中在宗教科学或宗教现象方面,并围绕有关历史和地理性质的问题展开分析,以免脱离“全球化”主题所包含的时间和空间总体性。始于1990年代初的“全球转向”代表了什么征兆?全球性的转向把有关神圣信仰体系的认识引向了何方?

哲学视域下的人类尊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7年11月11日通过的《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指出:人类基因组是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根本统一的基础,也是承认他们生来具有的尊严与多样性的基础。象征地说,它是人类的遗产。我们可以设想,作为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人类尊严是人与人相互联系的纽带,因为所有人类都是社会人。

历史学家与世界化(1990-2020)

1990年以来,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影响了历史学家对世界化的态度。继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欧洲中心论的普遍史和20世纪60-90年代的“世界史”之后,全球化促进了以全球史方法为特点的新视野的发展。但其结果是因文化圈而异的:在法国和意大利,人们注重关联史;在德意志和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人们强调全球化的进程;在俄罗斯和中国,人们认为全球化只涉及经济领域而不涉及西方世界之外的当地政治和文化。另外,全球史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也影响了全球化的概念。我们在时间上不可将其追溯得太远。这也促使我们构想一种能够超越单独世界化的历史,即人类史。

文学艺术能够促进道德教育吗?

“艺术伦理批判”是英美世界逐渐形成的一种说法,它是指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对伦理与美学关系的反思。我们可以两种方式看待这种关系。第一种方式涉及伦理对美学的贡献。能否从伦理角度评价文学艺术?假如文学艺术作品能够显示道德方面,那么伦理价值会对其美学层面产生影响吗?或者,伦理层面和美学层面是相互独立和自主的吗?

通过宗教复兴实现人类学复兴?宗教、全球化与当代人类学

全球化是否意味深长地促进了人类学特别是宗教人类学的复兴?本文强调了宗教人类学研究的新取向和可能性,研究了社会、文化和宗教的形态变化及其新动态。如果说在人类学中有某种"全球转向"(或人类学加入了某种"全球转向")的话,那么重要的是细致地评估在一门已经变化的学科中发生的转型。宗教无疑已经变换了其地理的和社会的参数,具有新动态,因为宗教向当今的全球状况看齐(诸如各个社会的相互连通和相互依存)。但是我们不得不谨慎地(并非一定要带着怀疑)考虑受到其他学科影响的人类学中发生的全球主义范式转变。

是一部世界宗教史还是多部世界宗教史?

本文是《第欧根尼》2016年第256期专辑的导言。该期的主题为"全球史与宗教"。作者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人文与社会科学发生过数次转向,每次转向都是决定性的并彻底改变了全部知识,目前引发争论的最大转向是全球转向。本专辑旨在探讨始于1990年代初的"全球转向"代表了什么征兆?全球性的转向把有关神圣信仰体系的认识引向了何方?世界史学或全球史学的特点是承认多种历史叙述。专辑的理论框架一方面在于研究成为史学研究新方向或新方式的"全球史学",另一方面在于从整体角度研究历史事实的方法。专辑将探讨宗教在全球史中的作用,以及重新创立宗教史是否可能。

交多少朋友合适?谈亚里士多德对“大量交友”的评论

引言结交多少个朋友合适?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是钻牛角尖,也不属于哲学家的兴趣。然而,古代的哲学家并未忽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关注过“友谊”。实际上,提出交多少朋友合适的问题,就是提出友谊的限度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提出了与他人特殊关系的延展问题。我们看到,这种关系并不要求排他性,但将其无限扩展则难免使其变质。

2020年的女性主义者——如何面对成功?

在此时谈论女性主义的成功似乎有些不妥,因为大众才刚意识到实现性别平等还有很多方面有待改变,其中包括暴力现象、社会不公、财产和权力限制,以及对男性统治的宽容,等等。然而,作为有50年经历的女性主义者,我们完全确信:现在正是女性主义获得成功的时期,而这些成功在20世纪末还是不可想象的。在以前,我们的命运是被极度边缘化;除少数明星外,我们在报刊上毫无位置。前进的途中布满障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一个个加以克服。在1975年前,妇女还会因为堕胎或协助堕胎而被判监禁。在1980年前,对强奸的起诉还几近无有,因为这不被视为罪行。在1997年前,全国或地方的代表机构中有95%以上是男性,而当时不少女性主义者也认为批判这种权位垄断是徒劳的。

并非所有真实性都适合磋商

“真实”一词是个思维陷阱,因为它具有太多的含义。只需从价值标准而非事实角度考察它的用法,就能更好地看清这一点:“真实”在何种条件下被视为一种价值标准,它具有怎样的含义呢?“真实”的多义性:价值的岔路口提到真实,便是参照一种价值实体,也就是“良善”,或是“价值”一词三大定义之二,即高尚、善举和评判原则。[1]它甚至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一种“基本价值”,因为它不大可能被当成“反价值”,即贬损的本原。设想一下,如果某人宣称“这不是正当的,因为它是真实的”,他不会当即被人们视为疯子或挑衅者吗?

2+2=5: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面对民主话语的毁灭

20世纪30年代的介入文学和政治文学进入了历史。它翻过了欧洲伟大现代主义的一页。在法国,这属于安德烈·马尔罗小说的时期:其人物都是面对历史的英雄和革命者,他们力图在史诗般的伟大历史中担当角色。这也是《茫茫深夜漫游》和塞利纳作品的时代。最初,塞利纳的著作毫不掩饰地主张社会对大话和权威性统一口号表示愤怒和展开批评,他的著作通过暗语和俗话表现了与之前的文人文学的重大决裂。后来,从1937年的《略施杀伐》起,他在30年代末的反犹小册子中开始与他曾致力于反对的最恶劣的意识形态实现和解并融入其中。同时,被奥威尔称做“魔鬼十年”的文学也是深入持续思考的场所,其思考对象包括语言、话语及其语义变形,语句及其被赋予的权力,以及它的流通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