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十年的学堂、学生与学潮

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点之一，在朝廷、官吏、 士绅的共同参与推动下，从中 央到地方相继建立起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培养了数百万名不同于传统儒家教育的新学生。与 此同时，“经费难筹、教习难延、经理无人”始终是困扰清廷、各级政府与地方士绅的难题 ；而办学中无处不在的腐败、学潮频繁发生，毁学风波四起，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反响 与社会问题。

新旧杂糅的清末民变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 ,是中国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 ,社会内部的变化及王朝末年的病症接踵而起 ;184 0年后列强入侵 ,更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 ,清末民变既是传统民变的延续 ,其原因、目的、形式、口号可在历代历朝的造反中找到先例 ;但近代社会转型以及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的濡染 。

前所未有的民变高峰——辛亥前十年民变状况分析

辛亥前十年是民变的高发期 ,遍及全国各省区 ,其引发原因、表现形式大相径庭 ,除极少数事件是革命党人有意发动外 ,绝大多数都有浓厚的自发性和情绪性 ,没有明确的反清目标 ,表现出新旧杂糅、复杂多变的特点。它们此起彼伏 ,相激相荡 ,显示出社会的动荡不安与普遍的反叛心理 ,这是资产阶级力量并不强大的辛亥革命能在短期内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也正因其复杂多变 ,也就成为革命并未成功 ,民初局势乃至整个 2 0世纪上半期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

冤哉,秋瑾女士——析时论对秋瑾案的评说

1 90 7年的皖浙案震动全国 ,上海各报连续多日追踪报导 ,猛烈抨击地方政府和涉案官员 ,显示了民间舆论“天下己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与今日高扬秋瑾“革命女杰”、“反清志士”迥然不同的是 ,当时凡涉及秋瑾与浙案的新闻、论说 ,皆强调弱女子不会参加革命 ,这是官方株连无辜的冤案。其中原因既有清政府权威丧失 ,也与延续千年仍是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性别与社会角色观念有关.

严复、伊藤博文“同学”说考订

清末民初,严复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留英同学的传闻开始出现,其内容和细节在流传中愈益翔实。1990年代严复一些未刊书信面世,在《致梁启超》一函中,严自称留英期间与伊藤博文同窗数载,回国后的待遇、命运则大相径庭。尽管该函两个标点本的识读有一定差异①,但考查这一时期严、梁的言行、交往、境遇,其内容有真实性,不能简单认定为伪,何况传闻的出现时间远早于此函。依据传播学原理判断,“同学说”的始作俑者可能就是严复本人。

狱务人员与清末监狱改良

中国传统观念中,"监狱"只是羁禁犯人、等待审理的机构,其职能"不外乎缧绁桎梏,使犯人不至逃亡为毕事"。清代监狱管理制度已相对完善,有完整的拘禁体系及职官制度,但其狱治思想仍是沿袭几千年的苦辱宗旨,以恶制恶,重刑惩囚。狴犴恶牢是礼仪之邦中的阴森之地,狱官责重位卑,视同贱役,狱卒更列"娼优皂卒"的最后一位。官卑不足弹压,禄薄无以养廉,为官者不愿躬问狱事,狱吏狱卒贪酷暴虐,重刑惩囚的理念根深蒂固。清末监狱改良,传统狱制逐渐转型,其最具近代意义者当属举办教育、培养监狱管理人员,优给津贴,提高品级,藉"新人"行"新法",以期"待遇隆则狷洁之士自至","登进严则贪墨之风自绝"。然观念羁绊、学之无成、委任非人,使监狱改良的主角依然是观念尚未更新的"旧"人,善政未得善果。

严复研究以“史料”还是“常理”为据——与史春林先生商榷

本文对史春林《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再考记》一文进行回应,分别从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之职务、严复是否提前回国、严复的学习成绩与实践能力、严复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以促进严复研究的深入。

从“天下”到“主权”——从条约、传教看清末社会观念的变化

中国很早就具备主权的各项要素 ,但在极为优越的自我认同及王道观念下 ,将中国延伸为“天下”,阻碍了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与理解 ,也使近代外交体系与国际关系迟迟未能形成。鸦片战争后 ,在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和近代工业文明的双重夹击下 ,“条约”与“主权”的意识渐次萌生 ,并逐步从维护“天朝体制”转化为近代主权观念。

民间舆论如何看待秋瑾案——兼与李细珠先生商榷

《互动》对秋瑾案中“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及其互动提出很有见地的看法,也有严重失实之处。在君权大于法权的时代,“讯明口供后就地正法”并于事后上报,就是皇帝钦定的法律和司法程序。舆论集矢于张曾(?)以革命罪杀害从未革命的“弱女子”秋瑾,痛斥官府制造冤案。其原因既是清政府权威丧失,也与延续千年仍是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性别与社会角色观念有关。1907年前后,“以立宪消弭外患”、“以立宪消除革命”,是清政府与民间舆论之间的“共识”,“预备立宪”是双方都在利用的“话语资源”和攻击对方的“武器”。且史料与学术规范等,似亦有可探讨之处。

玩法徇私酿巨案——1906年南昌教案研究

1906年南昌教案是义和团后第一大案,在中国教案史上也有特殊性。不仅因有9名外国人被害,多处教堂、学堂及教民房屋被抢掠焚毁,结案时除惩凶、赔款,还严厉处分江西巡抚、两司等十多名官员;更因为此前教案皆民教相仇或教与教仇,朝廷命官在教堂身受重伤而死亡之事,"实为我国自有教案以来所未见"。以往研究简单定性为帝国主义侵略,但真正起因却是地方大员玩法徇私,事后又竭力欺上瞒下、弥缝推委,不仅使南昌县令在列强与上司间两头为难,被迫走上绝路;更让清政府在外交谈判中处处被动,国侮权丧。

人生的思考和感悟──析王国维的“境界说”

本文认为，忧生情怀和对人生问题的思考是王国维求学、治学的直接动因和内驱力，也是他构筑以“境界说”为核心的文学、美学理论的起点和内核。因此，其境界说的各个组成部分都突显了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强调作者要有对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的高度自觉，从审美—艺术中超越痛苦，得到精神升华，从而写出有境界的好作品。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熔中西哲理诗趣为一炉者，也是第一个有高度人文自觉的大师，这种对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的探询和从学术中求得真理与解脱的执着已渗入其血液，成为生命的组成部分，生命价值与学术价值融为一体，学术境界与人生境界成为一致。因此，在文化衰落、学术不存，连退回书斋独善其身也无可能时，便以生命殉文化、殉学术，在追求生命意义的完美中写完了人生境界的最后一笔。

1906年“南昌教案”研究

1906年的南昌教案是义和团之後的第一大案，在中国教案史上也有其特殊性。不仅因为有九名外国人被害，多处教堂、学堂及教民房屋被抢掠焚毁，结案时除惩凶、赔款，还处分了包括江西巡抚与两司在内的十多名官员；更因为前此教案皆民教相仇或者教与教仇，而朝廷命官（南昌县知县江召棠）在教堂身受重伤、随即死亡之事，“实为我国自有教案以来所未见”。以往的研究简单定性为帝国主义侵略，但真正起因却是地方大员玩法徇私，事发後又竭力欺上瞒下、弥缝推诿，不仅使南昌县令江召棠在列强与上司间两头为难，被迫走上绝路；更让清政府在外交谈判中处处被动，国侮权丧。

剪不断,理还乱: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透视

近年来,海内外学者评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谓其“彻底与传统决裂”、“全盘反传统”者甚多。笔者并不否认“五四”新青年们曾经猛烈地抨击、批判封建文化,且高度评价他们工作的意义,但也认为不能简单地对此作“彻底决裂”、“全盘反传统”等结论。传统文化在“五四”

析清政府割让台湾之缘由

近年来,台湾有些人不断鼓吹“独立”,其理由之一就是:“台湾自来就一直被清廷列在荒外地区而备受忽略”,“马关条约意味着中国对台湾边陲之忽视,弃置不顾……,中国已出卖台湾给强邻日本,”等等。然而,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本文拟就清政府之所以在《马关条约》中割让台湾给日本作一分析。

谈谈历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问题

一任何研究都必须运用一定的方法来进行,方法如何常常影响其结果。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极其复杂、永远运动的庞大体系,它既包含了人类的全部过去,是一个由无数人物无数事件、动机、行为在矛盾和冲突中汇成的总运动;又是具体的,是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由具体的人的活动及其联系构成的,其中存在过的任何人、任何事都是具有绝对不可重复性的“这一个”。由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自觉性和不确定性。

“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考证

严复留英回国后 ,光绪六年在北洋水师学堂所任职务是“洋文正教习” ,而非“总教习”。严复有很强的语言才能 ,他关注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 ,但专业成绩与实践能力并不出色。在海军初创、急需舰队军官时 ,严复虽为驾驶科班出身 ,却未上战舰 ,转而从事教学 ,且所教并非军事技术而是“洋文”。这是沈葆桢、郭嵩焘、李鸿章等人因材用人的安排 ,并非他人排挤 。

秋瑾夫妇关系考辨

秋瑾夫妇关系并非如以往所说的“毫无感情、分居、决绝”。丈夫王廷钧温文善良,两人虽有性格、能力的差异,仍和睦安宁,友朋们多次谈及这点,秋瑾早期诗词也未脱风花雪月的范畴。唯一遗憾是王廷钧才情不足,不能夫唱妇和,青史留名。变化发生于秋瑾随夫进京后,读新书新报,开阔视野,也激活了侠气与个性,坚决要做“让男人屈服”、“让男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夫妻感情恶化,但关系仍存。秋瑾想去日本留学,王廷钧专程去日籍友人家,恳求他们同意。双方去世后,也曾按习俗合葬。

近代中国的赛先生与德先生——对科学与民主的一点思考

“赛先生”与“德先生”是“五四”时期新青年和所有进步人士的最高信仰。它们不仅是西方文化的高度浓缩，代表了对未来的理想；也是反抗专制、启迪蒙昧，“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