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尺度理论:朝鲜半岛檀君神话文化模式阐释

荷兰学者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通过对大量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深入研究了文化模式,提出了文化尺度理论。借助该理论对朝鲜半岛的檀君神话进行分析,可以从文化尺度理论的视角对檀君神话的文化模式及其带来的影响进行阐释。檀君神话可以被看作一个历史不断“层累”下的具有长期导向的神话故事。檀君神话中存在着严密的权力领导体系;带有明显的集体主义色彩;具有男性文化导向的色彩。神话中明显的上下级领导体系也可看出权力距离大的民族文化模式。

论朝鲜诗话的中国情结与民族立场

朝鲜文人借鉴中国诗话传统,将其化为己用。与此同时,他们努力冲破中国诗话“习得者”与“传播者”的固有界限,回应民族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作为“创作者”与“竞争者”,以“自我”为根,以“他者”为镜,在兼容中国情结与民族立场的张力关系里,实现了本国诗话从荒芜向繁茂、从拿来主义到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蜕变。

诗律正脉:朝鲜朝中期诗律观——以梁庆遇《霁湖诗话》为中心

梁庆遇《霁湖诗话》是朝鲜朝中期诗话中十分重要的一部作品,在朝鲜文学史尤其是诗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霁湖诗话》以唐风为“千古正脉”,作诗强调“直溯真源”,为朝鲜朝中期诗风由宋转唐提供了诗学理论依据。《霁湖诗话》开朝鲜诗话专门进行诗律批评的先河,体现了朝鲜中期诗话的新特点,代表了朝鲜朝中期诗家追求“诗律正脉”的诗律观。《霁湖诗话》从诗体、平仄、押韵及诗律评点等几个方面展现了梁庆遇的诗律观,在体现崇唐态度的同时,针对当时亟待解决的朝鲜文人作诗因不精音韵而疏于押韵的问题给出了行之有效的作诗之法。尤其是梁庆遇对待“通韵”的严格态度,标志着朝鲜朝中期诗家诗律观的一大进步。《霁湖诗话》的出现标志着朝鲜诗话从关注诗律进入到专论诗律的新阶段,在朝鲜诗话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基于颜色特征的番茄分级检测系统探析

针对我国番茄商品人工分级效率低、标准不统一和附加值低等问题,本文以番茄的颜色特征为研究对象,提出一种基于改进YOL0 v5s的番茄个体识别方法,应用到番茄分级检测系统中。技术路线为:从网络上随机采集1500个番茄模型构成番茄分级检测数据集,使用迁移学习思想预训练YOLO v5s模型,使其能够检测番茄颜色,实现品质分级目标,提高分级效率。

《阿Q正传》的朝韩语翻译

中、朝、韩三国对《阿Q正传》的朝韩语翻译各有不同。在翻译的历史上,朝鲜半岛最早出现朝文译本,后来由合而分,韩国也有了韩语译本;在翻译的重心上,韩国多放在小说艺术的再现上,朝鲜更关注作品的思想价值和革命性;在人物称谓、注释以及汉字使用上,三个国家的译本所采取的策略也各具特色。这主要是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三个国家的接受语境不同而造成的。

论朝鲜朝文学批评家徐居正的女性文学观

在朝鲜半岛,女性创作诗歌有着悠久的历史。徐居正在《东人诗话》中就记录了一些关于女性的诗作与逸事。他在朝鲜文学史上首次对女子作诗这一现象给予关注,并做了系统整理和点评。此外,徐居正还赞叹女性的气节与美德,关心她们的疾苦。通过徐居正的《东人诗话》,结合他在《东文选》里对女性诗作的选编及徐居正自身的诗歌创作,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女性文学观是矛盾对立的。尽管徐居正的女性文学观没有完全摆脱封建色彩,但仍然值得赞许,对朝鲜后世女性文学的整理以及女性文学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试论《东人诗话》在朝鲜诗话史上的意义

从1221年朝鲜产生第一部诗话集开始，到20世纪中叶，朝鲜共产生了近百部诗话集。这部壮观的历史，已经汇入东方诗话的洪流，成为东方诗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人诗话》是朝鲜诗话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诗话专集。其内容丰富、纯粹，创作意图明确，创作思想自觉、自主，无论用古今诗话观念和实际去评价，还是用当时和后人的观点来衡量，《东人诗话》都堪称朝鲜诗话成熟的标志。它推动了朝鲜诗话创作的繁荣和诗学的兴盛。同时，也为后代的诗话创作树立了典范。

试论朝鲜诗话话语中的“学诗者”接受视角

由于朝鲜诗话的说话人具有朝鲜文化的背景和说话语境,因此,朝鲜诗话中的说话人既是说话人,又是转述者;既是朝鲜汉文学的权威者,又是中原汉文化的学习者;朝鲜诗话中的接受者既是写作对象和读者,又具有中朝文化双重的文化背景。人们从朝鲜诗话“学诗者“接受的视角,可以看出说话人的背景和特殊意义。

论高丽、李朝诗人对黄庭坚诗学的接受与变通

高丽、李朝汉诗对黄庭坚的接受是通过书籍的刊行、翻译而实现的,12世纪末,黄庭坚已经在高丽、李朝汉诗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接受是主动和自觉的变通,接受重心集中在诗学观点上,目的在于指导本国诗人的创作实践;认同并高度评价黄庭坚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在从唐风到宋调转变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并肯定其对高丽、李朝诗学产生重要影响。

“海东江西诗派”概念小考

"海东江西诗派"的提出已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了,但是在朝鲜文学史上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其间或有评述。现简要考察"海东江西诗派"提出的历史脉络,并参照中国"江西诗派"的概念,对海东江西诗派的性质、范围、意义等作了初步探索。

韩国古代汉诗“学黄”境况探微

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一个典型代表,其诗歌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坛颇具影响力,而且对韩国古代汉诗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高丽—朝鲜朝时期,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成为韩国古代汉诗"学宋"潮流的焦点之一。纵观韩国古代汉诗"学黄"的历程,存在推崇学习、创新接受、批评置疑等不同境况。从这几种"学黄"境况之中,可管窥到韩国古代汉诗接受和发展中国诗歌传统的情形,也可见韩国古代汉诗在"学黄"过程中显现出的主体特色。

试析朝鲜半岛接受江西诗派的文化语境

江西诗派作为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传入朝鲜半岛并产生影响是颇引人关注的文化现象,而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朝鲜半岛当时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首先是中朝文化环境的相近为江西诗派传入朝鲜半岛本土奠定了客观基础;其次是当时朝鲜半岛诗人的期待视野与江西诗派主张的趋同,为江西诗派的被接受做好了心理准备。

从“苏黄”含义的转变看江西诗派在朝鲜汉诗中产生的影响

在中朝汉诗的比较研究中,江西诗派对朝鲜影响的系统研究尚属空白。江西诗派在朝鲜产生的反响是巨大而深 远的,绵延500余年,一直是文坛矛盾斗争的焦点,从“苏黄”含义指代江西诗派的变异,就可见一斑。

从中国诗话的价值观念看朝鲜《东人诗话》的价值取向

在《东人诗话》研究方面,南北朝鲜半岛的学者以及中国的学者,都有很多的著述和研究,他们为《东人诗话》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在研究和考察《东人诗话》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先辈的研究仅仅从一般的文学理论出发,只侧重于作品中表现出的文学理论价值,并没有把《东人诗话》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形态。这样,往往忽略了诗话的整体价值,掩盖了作为一个整体的诗话的全部价值。另外,有的研究往往究其一点而不论其他,孤立地评论《东人诗话》的个别理论问题,也造成了对其整体价值的错误认识。

论朝鲜古代诗学对“江西诗派”概念的接受

在朝鲜古代诗话中、汉诗创作和中国诗话集的引进中,对中国江西诗派有不同称谓,在概念的运用过程中或者直接引用诗话集的过程中,可以管窥到朝鲜古代诗学对中国江西诗派的接受情况。朝鲜古代诗学对江西诗派概念的称谓虽然有个别差异(苏黄),但对内涵和外廷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对诗话理论的接受是全面的,在朝鲜文坛上的反响是先褒后贬,二者兼具。

系列《汉语写作教程》给对外汉语写作教学的启示

对外汉语写作教学应以语言运用为重点，应该大张旗鼓地进行造句等语言训练；写作教学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范文应尽量选取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经典文章;每一节写作课都是一个整体，各个环节要合理配置。

试论朝鲜古代汉诗用事范围的特殊性

朝鲜古代诗学在高丽和李朝前期由于接受宋代诗学及江西诗派的诗学理念,用事范围成为当时诗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也是朝鲜诗话集中的核心内容。由于接受的自主性,这一时期朝鲜诗学同中国诗学相比在诗歌用事上呈现出了特殊性。朝鲜汉诗的用事范围与其读书范围一致,但与黄庭坚提出的用事范围不同,而且强调使用朝鲜典故。

韩少功“寻根话语”矛盾现象的理性思考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转型社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所出现的寻根文学思潮,也必然带有其时代的不稳定因子。被称为寻根文学"领军人物"的韩少功先生,就对"寻根"有着不同于评论界的观念。因此通过对韩少功"寻根话语"矛盾现象的梳理来还原历史真实,并结合具体文本解析这种现象的成因,从而窥见其背后韩少功不断追寻与超越的文学心境,就可以更为深入地探求寻根语境个案中作家审美与思维优势的根本所在。

解读“3+x”

1990年在全国推出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后,1993年实施高考科目设置改革,即“3+2”模式的高考。当时国家教委提出了“在改革科目设置的同时,考试内容和形式也将相应改革,在考查知识的基础上,注重考查能力”的原则。“注重考查能力”是一项重要决策,经过多年研究和实践,在命题理论、技术和方法上都初步形成了一套保障测试学科能力的有效办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正当大家都已习惯。

高丽文学家李齐贤写真在中韩两国的流播与真赞的误读

高丽文学家李齐贤的写真(画像)、真赞及题诗的创作及其在中韩的流播,没有被研究界特别重视,画像与摹写、木刻,赞与题诗的相应年代模糊不清,疑点较多,时人、后人的真赞与诗由于主体间性的差异对当时李齐贤多有误读,很有研究的必要。李齐贤的画像及真赞在中韩两国的创作、流传和误读,体现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密切与隔膜,也是不在场后人的心理虚像的表现。缕清写真、真赞以及题诗的时间脉络,明晰由画像到版刻肖像的变化过程,对于澄清过去的混乱认识、进一步认识高丽文学家李齐贤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