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

本文原题为“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选自斯文·斯坦默(Sven Steinmo)等主编的《结构化的政治:比较分析中的历史制度主义》(Structuring Politics: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第一章。1990年,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历史社会学、比较历史分析、新国家主义等领域的政治学者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召开学术研讨会,两年后主要参会论文集结出版并正式宣告“历史制度主义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代表了阐述政治斗争如何由制度环境予以调节的尝试”,本文即是这部开山之作的序章。该书收录历史制度主义核心学者的八篇开创性成果,甫经出版便在西方政治学界掀起新的研究浪潮,至今仍为致力于政治制度研究的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与斯文·斯坦默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历史制度主义、社会政策研究,西伦曾经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两人均对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作出重大贡献。本文概述了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定义、理论前提、分析主题、前沿议题,及其与早期制度分析、行为主义、宏大理论、理性选择分析的不同之处,并通过具体案例展示了历史制度分析路径对一系列现实问题的研究特色和解释潜力。

公正程序与公共原则:地方政府边界重划的三项主张

本文原题为'Redrawing Local Boundaries:Deriving the Principles for Politically Just Procedures',选自约翰·麦里格莱纳(John Meligrana)主编的《地方政府边界重划:政治、程序与决策的国际研究》(Redrawing Local Government Boundaries: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Politics,Procedures and Decisions,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4)。罗南·帕迪森(Ronan Paddison)现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理系教授、高级荣誉研究员,曾任《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空间与政治》(Space and Polity)等国际人文地理、城市治理研究主流期刊主编,长期从事区域城市治理与地方政府规划研究,在多中心城市治理、社会政策以及城市政治变迁领域造诣颇深。从政治地理学与市政管理学角度来看,地方政府边界重划及市政辖域分并调整,其实质为城市空间和区域资源在特定行政结构、发展结构、财政结构背景下的再次组合排列。因此,地方政府治理与城市治理在关注相关改革动因与管理技术的同时,不应忽视地方政府边界重划的公正程序与公共原则。在本文中,帕迪森教授通过审视地方政府边界性质以及地方政府边界重划所涉问题,指出重新建构更为适当的地方政府边界应遵循三项主张。具体而言,地方政府边界重划应反映地方相关主体的偏好和需要,应具有公平的、透明的和相对较易实现的程序,还应包容不同层级精英的合理利益诉求。

制度何时大显身手:历史制度主义与制度变迁的政治分析

历史制度主义的内生变迁理论考察行动者在长时段中如何就制度议题进行重新交涉。这种研究路径可以增进关于制度发展的认识,却忽视了制度本身作为原因对政治变迁和政治改革的影响。针对制度研究中的这一突出难题,本文系统分析了渐进变迁过程得以自下而上发生的制度条件,并将其同历史制度主义对内生制度变迁的深刻见解予以结合。文化范畴的制度化以及在制度和政策结构内部决定改革时机的权力的配置是理解现有制度中的在位者如何引导、拖延或彻底阻止制度变迁的关键变量。

性别透镜下的新制度主义:迈向一种女性主义制度主义研究

女性主义制度主义肯定了新制度主义经由重申制度要素进而在结构与主体能动性之间关系等问题上大放异彩,但也指出这种研究路径忽视了性别维度。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与话语制度主义四个新制度主义流派在分析层面、制度内涵与运作等方面取向各异,但均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存续与稳定、结构与主体能动性以及权力视作核心关切。女性主义制度主义强调制度与社会性别机制的双向互动,主张以性别视角剖析以上议题。性别关系机制与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的融汇不仅有助于女性主义研究揭示出制度的动力机制,还可推进新制度主义中的各分析路径相互交流和借鉴,并直面共同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