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小组驻点式干预模式对男男性行为人群的干预效果评价

目的评价社区小组驻点式干预模式对男男性行为人群的干预效果。方法在北京市东城区选取一家男男性行为人群聚集的洗浴中心,实施为期1年的社区小组驻点式干预。干预前后分别对场所的顾客进行关于艾滋病知识知晓率、高危性行为变化、接受艾滋病干预服务的意愿情况进行比较,评价干预效果。结果实施社区小组驻点式干预1年后,该人群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由干预前的85.25%,上升为干预后的95.50%;最近1年安全套使用情况中,从未使用比例由7.00%下降为1.00%;每次都用的比例由52.00%上升至79.00%;接受艾滋病知识宣传及安全套发放比例由77.00%上升至95.00%;接受艾滋病咨询与检测比例由66.00%上升至92.00%;接受同伴教育比例由33.00%上升至91.00%。上述指标在干预前后的变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社区小组驻点式干预模式提高了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减少了其高危性行为发生,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干预模式。

2008年北京市崇文区三类人群艾滋病知识知晓现状调查

目的了解北京市崇文区社区居民、农民工和中学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为有针对性地对人群进行艾滋病的宣传教育提供依据。方法采取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抽取社区居民498人、农民工402人和中学生425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被调查人群的艾滋病总知晓率为88.5%,社区居民为90.2%,农民工为86.1%,中学生为89.4%,各类人群间的艾滋病知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对艾滋病感染者、患者的态度中,被调查对象"接受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处购物"的比例最低,为53.3%,"不同意‘禁止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参加工作’"的支持率最高,为85.2%。结论调查对象对艾滋病的传播方式、预防措施等知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歧视程度降低,社区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应广泛、深入和持久地开展。

北京市东城区两种男男性行为人群干预模式的干预效果评价

目的评价社区小组驻点式干预模式和联合干预模式对男男性行为人群的干预效果。方法 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在北京市东城区选取一家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聚集场所(A场所),实施为期1年的社区小组驻点式干预,同期另选一家MSM聚集场所(B场所),实施为期1年的联合干预。分别对比两种模式干预前、后调查者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高危行为、接受艾滋病服务和干预意愿、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抗体检测及HIV感染者发现情况,评价干预效果。采用便利抽样原则,两种干预模式在干预前后均调查了100名男男性行为者。结果实施1年的社区小组(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CBO)驻点式干预后,A场所的知识知晓率由(85.25±15.63)%上升到(95.50±6.77)%,最近一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比例由74%上升到95%,每次性行为均使用安全套的比例由52%上升到79%,最近半年固定性伴数由(2.88±0.68)个减少至(1.54±0.67)个,愿意接受的安全套宣传和发放的比例由77%提升到95%,愿意接受艾滋病咨询与检测的比例由66%提升到92%。实施1年的联合干预后,B场所的知识知晓率由(73.63±15.48)%上升到(91.38±13.73)%,最近一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比例由46%上升到73%,每次性行为均使用安全套的比例由19%上升到52%,最近半年固定性伴数由(2.33±0.87)个减少至(1.78±0.80)个,愿意接受的安全套宣传和发放的比例由29%提升到92%,愿意接受艾滋病咨询与检测的比例由21%提升到83%。上述指标干预前后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A场所调查对象愿意接受同伴教育的比例由33%提升到91%,干预前后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B场所此项指标的变化没有统计学意义。A场所调查对象最近1年HIV抗体检测率为86%,B场所为36%。两个场所最近1年HIV抗体检测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场所最近1年HIV感染者检出率4.65%,B场所为2.78%,两个场所HIV感染者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CBO驻点式干预模式和联合干预模式都是有效的干预模式,但驻点式干预模式在提高同伴教育认可度、HIV感染者发现等方面要优于联合干预模式,值得在有条件的地区推广。

司美替尼下调KRAS G12V突变型非小细胞肺癌细胞PD-L1水平的探索性研究

目的·探究不同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KRAS)突变型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肿瘤组织及细胞系与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PD-L1)表达的关系及其可能的调控机制。方法·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和荧光活化细胞分选法,在NSCLC细胞系中验证PD-L1 mRNA和蛋白的表达与KRAS突变状态的关系。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77例早期(Ⅰa~Ⅱb期)NSCLC患者肿瘤组织中PD-L1的表达情况。通过Western blotting研究KRAS突变对RAS下游信号通路分子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PKB,又称为AKT)、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核糖体S6蛋白激酶(ribosomal S6 protein kinase,p70S6K)、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ERK)的影响。用RAF抑制剂达拉非尼、有丝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 activated-protein kinase,MEK)抑制剂司美替尼、磷脂酰肌醇3-激酶抑制剂GDC0941、AKT抑制剂MK2206和mTOR抑制剂雷帕霉素分别处理6个KRAS突变NSCLC细胞株,检测这5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对PD-L1表达的调控作用。结果·在NSCLC细胞系中,KRAS突变细胞系的PD-L1 mRNA和蛋白的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KRAS野生型细胞系(均P<0.05),且KRAS G12V细胞系PD-L1的mRNA表达水平最高,KRAS G12C细胞系PD-L1的蛋白表达水平最高。对于早期NSCLC患者,PD-L1在KRAS G12V和G12D突变型患者肿瘤组织中高表达的比例显著高于KRAS野生型。Western blotting结果显示,KRAS突变NSCLC细胞系中,p70S6K被激活,而ERK、AKT、mTOR未被激活。进一步研究发现,1μmol/L GDC0941、0.5μmol/L MK2206和10 nmol/L雷帕霉素均未对6个KRAS突变NSCLC细胞株的PD-L1表达产生影响,5 nmol/L达拉非尼仅在1个KRAS G12V突变株和1个KRAS L19F突变株引起PD-L1表达上调(均P<0.05),而0.1μmol/L司美替尼在3个KRAS G12V突变株和1个KRAS L19F突变株引起PD-L1表达下调(均P<0.05),且呈一定剂量依赖性。结论·KRAS突变,尤其是G12V突变型的NSCLC细胞或组织的PD-L1表达水平明显高于KRAS野生型;司美替尼可下调KRAS G12V突变型NSCLC细胞的PD-L1水平,推测KRAS G12V突变的NSCLC细胞可能通过上调MEK上调PD-L1的表达。

北京市东城区2010-2014年性病门诊就诊者AIDS高危性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对性病门诊就诊者发生艾滋病（AIDS）高危性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方法采用连续采样法,对2010-2014年北京市东城区性病门诊就诊者采用统一的流行病学调查表进行行为学调查,从就诊者年龄、婚姻、户籍、民族、文化程度、性别、是否注射吸毒、是否输过血液/血液制品或者卖过血浆、近一年是否患过性病9个方面,对半年内是否发生高危性行为进行分析。结果共收集调查问卷2832份。2832人中18~39岁年龄段1985人,男性2042人,在婚1751人,外省或外籍1559人;29人有注射毒品史,40人输过血液/血液制品或者卖过血浆;近一年患过性病者730人。对本年内是否发生过高危性行为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婚姻状况、户籍、文化程度、性别、近一年是否患过性病,这些变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1。结论具有非婚、男性、外省户籍、低文化程度、低年龄段（特别是15~39岁性活跃年龄段）等特征的就诊者,更易发生高危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更高,应加强对上述特征人群的干预力度。

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基因扩增的非小细胞肺癌一例报告

肺癌位居我国肿瘤发病率的第一位,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SCLC）占肺癌的85%。多数肺癌患者确诊时即为晚期,预后差。据统计,有近15%的NSCLC患者发现病变时仍处于早中期,但其5年生存率却仅略高于晚期患者（[1]）,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初始治疗后的高复发率。2006年一项纳入了840例患者的临床试验证明,使用化疗（VP方案）作为辅助治疗能够使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