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城乡经济改组初探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在本题所限制的范围内,探讨从自然经济过渡到现代社会是否存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般规律,如果存在,它在中国由自然经济向近代过渡时。

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的起点应该更高

中国近代金融史的研究工作,在三十年代曾出过几部书,观点如何且不必去说。建国以后,系统的研究工作一直进行过一些,个别省市的科研部门也曾做过一些很有益的资料整理工作,如上海金融研究所出版的《上海钱庄史料》、《金城银行史料》、《中国第一家银行》等。同时,经济史的研究部门也写出过一些文章及著作,对近代金融业、银行业的历史作用进行过分析。现在金融学会召开这次会议,对于全面、系统、深入地进行近代金融史的研究,无疑是一次强大的促进。它的发展对弥补近代史研究中的缺环,是有积极作应的,这是件很有眼光的事。但要进行这一工作,必须首先明确,我们对近代金融史的研究。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认识问题——在浙江省金融学会的发言

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既是一种国际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从时间上看,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改革的形式和所经过的道路尽管有区別,但有个共同性的问题,就是都进行了一场改革。有的化的代价大些,打了内战,死了人,也出现过群众闹事,也有在前进中比较顺利的。当一种现象孤立出现时,可以把它看作偶然的,可是当它返复出现,那就是必然的了。这个必然性可以追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上开始于本世纪的五十年代,但与此有关的理论上的争论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开始了。列宁有一篇文章叫《论俄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扎记)》,对这场争论有非常好的论述。第二国际的一些头面人物们一再重复说“

断想五则

如何把握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不但关系到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总体认识,而且关系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国情的进一步了解,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此,本刊1988年第二期和1989年第二期分别刊登了吴承明《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和汪敬虞《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两篇文章。最近又约请部分专家就此问题发表意见,今予刊登,以饷读者。我们希望有关讨论能继续深入。

历史的启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农村商品经济

在思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应当注意,它仅仅是就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而言的。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成熟到可以剥夺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消灭,也不是象苏联那样在封建的、军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过是对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否定。历史决定了它从旧制度那里继承下来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实在太少了。

近代中国社会管窥——关于《华南丝区: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体系理论》

一位青年同志把美籍华人苏耀昌博士著的《华南丝区: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体系理论》(以下简称《苏著》)介绍给我,要我在读后发点议论。结果是我的议论甚多,成了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不过,对书中的主要论点我都涉及到了。本文定名为中国近代社会管窥,“管窥”者,“管中窥豹,只见一斑”之谓也。对于“世界体系”一词,我是双重态度。当历史走向近代,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