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心理干预配合健康宣教对乳腺癌根治术患者希望水平、心理一致感与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 探讨积极心理干预配合健康宣教对乳腺癌根治术患者希望水平、心理一致感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我院86例乳腺癌根治术后患者,采用数字表法随机等分为研究组(积极心理干预配合健康宣教)和对照组(常规健康教育)。干预前(T1)及干预2个月后(T2)采用Herth希望量表、心理一致感量表及乳腺癌生命质量量表评估并比较两组患者希望水平、心理一致感及生活质量。结果 T2时,两组希望水平、心理一致感量表各维度评分均较T1时升高,且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生活质量中生理情况、功能状况组间及干预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社会家庭状况、情感状况、附加关注评分均较T1时降低,且研究组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积极心理干预配合健康宣教对提升乳腺癌根治术患者希望水平、心理一致感有重要意义,可帮助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Orem自理模式在肿瘤化疗患者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Orem自理模式在肿瘤化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将2017年4月1日~2018年4月30日接受治疗的300例肿瘤化疗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150例,对照组采取常规化疗后护理,干预组在此基础上采取Orem自理模式;评价两组心理状态[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社会功能[采用疗效康复评定表(IPROS)]、健康状态[采用健康评定量表(SRHMS)]、不良反应发生率及满意度。结果:干预后,两组SDS、SAS、IPROS评分均低于干预前(P<0.05),且干预组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1);两组干预后SRHMS评分高于干预前(P<0.05),且干预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1);干预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1)。结论:Orem自理模式能有效改善肿瘤化疗患者的焦虑与抑郁情绪,提高化疗效果,改善患者生理、心理与社会健康情况。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对老年结肠癌患者胃肠功能恢复的影响

目的探讨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对老年结肠癌患者胃肠功能恢复的影响。方法选取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我院收治的112例老年结肠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计算机随机数字法将其等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取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胃肠功能恢复情况及并发症发生率。结果观察组患者肛门首次排气时间、胃管拔除时间、肠蠕动恢复时间、恢复普食时间、下床恢复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可促进老年结肠癌患者胃肠功能恢复,减少并发症发生。

成人肿瘤患者心理韧性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心理韧性通常被描述为个体在面对重大挫折以及困境时的适应过程[1]。在肿瘤患者的护理中,关于心理韧性的理论、实证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儿童肿瘤患者,对于成年肿瘤患者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已开始有研究证明心理韧性与成年肿瘤患者的身心健康有密切的关系。心理韧性是肿瘤护理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整合了患者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通过韧性的培养,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肿瘤确诊这一创伤事件以及治疗引起的各种身心困扰。

10条目简易心理弹性量表在肿瘤患儿父母群体中的信效度检验

[ 目的] 翻译1 0 条目简易心理烊性量表（10 - item Connor - 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 - R ISC - 10 ）并进行信效度检验,确定其截断值.[ 方法] 对汉化后的C D - R I S C - 1 0 量表各条目进行鉴别系数的判定以删除鉴别力不强的条目,采用临界比率值（C R ）及项目通俗性（P L ）测定,用鉴别力指数（D ）来衡量项目间的鉴别力.对中文版C D - R I S C - 1 0 量表进行结构效度检验,选择3 0 3名肿瘤患儿父母随机分为探索性因子分析组（E F A 组）1 4 8人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组（C F A 组）1 5 5人进行因子分析,用Kessler症状评分量表以及医学应对量表进行聚合效度的检测,并确定肿瘤患儿父母心理烊性的截断值.[ 结果] 修订后中文版C D - R IS C - 1 0 量表仍保留1 0 个条目,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提取了 2 个因子,分别为适应性及軔性,累积方差解释量为61. 859%， C D - R I S C - 1 0 总的Cronbach、a 为0. 8 7 3 ,分半信度为0. 786,各维度重测信度为0. 844-0. 932.肿瘤患儿父母心理烊性的截断值为25. 5 分.[结论]修订后的中文版C D - R I S C - 1 0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且使用方便,适合临床科室作为肿瘤患儿父母高危心理的初步筛查工具.

肿瘤患儿父母照顾负担和积极应对方式状况及其相关性

目的了解肿瘤患儿父母照顾负担以及积极应对方式状况,并探讨两者的相关性,为制订降低患儿父母照顾负担的对策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照顾负担量表(zarit burden interview,ZBI),父母应对方式量表(coping health inventory for parents,CHIP)对229名肿瘤患儿父母进行调查,患儿父母照顾负担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患儿父母照顾负担总得分为(30.50±12.24)分;患儿父母采用较多的前8项积极应对方式主要是来自"团结这个家庭以及对未来保持希望"的应对方式;患儿父母照顾负担与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P<0.05)。结论肿瘤患儿父母照顾负担处于中等水平。护理人员应对肿瘤患儿父母照顾负担及时进行评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缓解这种负担压力,帮助其建立有效应对方式,改善其心理状况和精神状态,进而提高其生活质量。

基于结构方程的心理弹性模型在肿瘤患儿父母群体中的构建

目的探讨肿瘤患儿父母心理弹性模型(Resilience in Illness Model,RIM)的构建。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229名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治疗的肿瘤患儿的父母,使用探索性潜变量的结构方程(SEM)以及逻辑回归对肿瘤患儿父母的心理弹性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初步建立的RIM结构方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其中5个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父母应对方式、负性情绪、疾病不确定感、父母文化水平、患儿肿瘤诊断分型,共能解释70%的心理弹性变量。结论 RIM增加了我们对心理弹性这个概念的理解,通过对RIM的进一步完善,可能为今后提出相应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指导。

1例食管癌行TPF方案化疗后重度低钠血症病人的原因分析及护理

食管癌是危害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常见肿瘤之一，在中国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是主要的肿瘤死因，约占全部肿瘤死亡病例的70%，其中食管癌的发病率为20.35/10万，病死率为15.17/10万［1］。随着我国食管癌治疗研究水平的发展,已确立以手术为主的多方法多学科的综合治疗模式［2 3］。新辅助化疗作为标准食管癌综合治疗的一部分，主要是为了降低肿瘤TNM分期从而提高肿瘤的完全切除率，但同时也伴有化疗药物毒副反应及并发症风险的增加［4］。低钠血症（血钠低于135 mmol/L）是化疗病人常发生的电解质紊乱类型之一，此类病人大多数为轻度，无明显症状，无需医疗干预；化疗后伴发重度低钠血症（血钠低于120 mmol/L）的病人较少见,但后果往往比较严重，可能引发各种严重的并发症甚至死亡。2016年6月我科收治1例食管癌行TPF方案化疗后并发低钠血症病人。现将其原因分析及护理体会报告如下。

动机性访谈对乳腺癌乳房重建术患者希望水平、自我形象和应对方式的影响

目的:探讨动机性访谈对乳腺癌乳房重建术患者希望水平、自我形象和应对方式的影响。方法:将96例乳腺癌术后拟行乳房重建术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8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动机性访谈干预,比较两组护理效果。结果:术后1个月,两组患者Herth希望量表中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态度、采取积极行动、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评分及希望水平总分均提高(P<0.05),观察组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态度、采取积极行动、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评分及希望水平总分高于对照组(P<0.01);术后1个月,两组患者自我形象问卷(BIBCQ)中疾病易感、身体羞耻、功能受限3个维度评分及总分均降低(P<0.05),观察组疾病易感、身体羞耻、功能受限3个维度评分及总分低于对照组(P<0.01);术后1个月,两组患者关于医学应对问卷(MCMQ)中面对方式评分均提高(P<0.05),回避及屈服方式评分降低(P<0.05),观察组变化幅度高于对照组(P<0.05,P<0.01);术后6个月,两组患者身体意向量表评分和生存质量测定量表(FACT-B)总分均提高(P<0.05),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1)。结论:动机性访谈能明显提高乳腺癌乳房重建术患者的希望水平,改善其自我形象水平,强化其应对困境能力,利于患者身体意向量、性生化状况和生存质量的改善。

中文版父母用疾病不确定量表在肿瘤患儿父母中的重新修订及信效度检验

目的翻译父母用疾病不确定量表(Parents'Perception Uncertainty in Illness Scale,PPUS)并进行信效度检验,确定其截断值。方法将英文版量表翻译成中文,采用便利抽样方法抽取420名某三级甲等医院接受治疗的肿瘤患儿的父母并随机分成探索性因子分析组(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组(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同时采用社会支持量表、焦虑自评量表以及抑郁自评量表进行相关性检测并确定肿瘤患儿父母疾病不确定值的截断值。结果中文版的PPUS共保留14个条目,EFA共提取了2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模糊"、"缺乏沟通",各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30和0.877,累积方差解释量为54.56%;CFA验证了1个二阶二因子的结构模型,其中非范拟合指数(tucker-lewis index,TLI)=0.914,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CFI)=0.922,拟合优度指数(goodness of fit index,GFI)=0.915,规范拟合指数(normed fit index,NFI)=0.832,增值拟合指数(incremental fit index,IFI)=0.929,相对拟合指数(relative fit index,RFI)=0.887,平均方根残值(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PMR)=0.066,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of approximation,RMSEA)=0.043;PPUS总分及相关维度与各其他量表的相关性强(P<0.01),聚合效度好;肿瘤患儿父母疾病不确定感的截断值为42.5。结论修订后的PPUS更适合中国父母使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且条目少,适合临床科室作为肿瘤患儿父母高危心理的初步筛查工具。

肿瘤患儿父母心理弹性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目的探讨肿瘤患儿父母心理弹性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方法抽取111名肿瘤患儿父母，应用一般资料问卷、Connor—Davidson心理弹性问卷（CD—RISC），中文版父母疾病不确定量表（PPU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抑郁自评量表（SDS）及焦虑自评量表（SAS）进行心理弹性调查。结果受调查的125名患儿父母心理弹性总分为（54．86±12．88）分，疾病不确定总分为（91．52±14．66）分，社会支持得分为（39．86±7．99）分，焦虑和抑郁得分分别为（40．08±7．19）分和（44．61±7．38）分；心理弹性与抑郁程度，疾病不确定程度呈负相关，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抑郁评分，疾病不确定感，居住地，患儿年龄，临床诊断分型进入了心理弹性回归方程，一共能够预测心理弹性总变异的30．1％。结论社会支持，疾病不确定感以及抑郁程度是影响肿瘤患儿父母心理弹性的重要因素，护士应对肿瘤患儿父母进行评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缓解这种压力，帮助建立有效应对方式，改善其心理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