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土壤上开出的现代之花——论《月亮与六便士》现代主义叙事技巧

毛姆作品中的现实主义风格已成为广大读者的共识,众多文学研究者却认为其对现实主义手法的固守未能在20世纪初这一新的历史语境下充分表现出生活的真谛。然而,在现代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年代里,毛姆的创作同样深受影响。《月亮与六便士》在叙事技巧方面较鲜明地体现出现代主义特征,其对有限叙述视角、心理时间以及空间叙事的运用体现出毛姆在创作技巧上的求新求变,使得这部现实主义小说因其现代主义叙事技巧的出色运用而贴合变化了的社会现实。

人性的寻根者——原始主义视角下的《月亮与六便士》新释

人性是毛姆作品中恒久的主题,《月亮与六便士》这部小说围绕主人公逃离深陷异化旋涡的西方社会,奔向原始社会寻找人性之根展开故事情节,有意凸显原始社会中人性的可贵品质。小说主人公找寻到的是未受异化玷污的原始人性,包括以力和勇为特征的阳刚之气,消融男性和女性、人和自然等人为界限的"大洋般的感觉"以及充满温情和友善的共同体生活。毛姆借助这样一位人性的寻根者表达了他对现代性困境出路的独特思考。

科学与伦理的对立——《弗兰肯斯坦》矛盾解读

作为英国恐怖科幻小说的开创性作品,《弗兰肯斯坦》受到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极大关注。文章对小说中的矛盾进行了解读,揭示了隐藏在矛盾背后的必然性,总结了矛盾的总根源,即科学探索和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方法和途径,以期达到解读这部小说的目的。

杰克·伦敦的分裂自我在马丁·伊登上的投射

《马丁·伊登》是杰克.伦敦的自传性小说。杰克·伦敦是一个有着特殊经历的传奇性人物。他的分裂自我主要体现在自卑情结和自恋情结的冲突,由于私生子的身份而加深了的恋母情结,因为多种哲学观念的影响而导致的思想分裂这三个方面。这些特征在马丁·伊登身上均有所体现。

《瓦尔登湖》中人与自然中心地位的对立统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梭罗在《瓦尔登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作品中兼具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这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但是两者并不矛盾,自然和人已经融为一体,共存于生态系统之中。

通达存在真理——惠特曼“我自己的歌”新释

沃尔特·惠特曼是美国的民族诗人,《草叶集》为其赢得了世界声誉。诗集中的"我自己的歌"体现出众多的哲学思想,却有一以贯之的"自然学说",向我们指明了通达存在真理之路。通过物质和能量的研究,我们可以证明观察可见世界即可认识存在真理,肉体和灵魂的结合则是通达存在真理的另一条路径。

小说《劝导》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基于微观情境并与柯勒律治对话诗比较

对奥斯丁小说《劝导》的内容、结构和行文策略等微观情境层面进行分析,并与柯勒律治浪漫主义对话诗比较表明:两者在主客体交融、主客体交融的中介即"第三方"以及承载主客体交融的交错配列结构三个方面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有着明显的共性。

对英格兰民族主义历史的重新书写——论《艾凡赫》民族身份构建语境下对“改宗”的批判

《艾凡赫》是司各特第一部关于英格兰题材的历史小说。在对萨克逊族、诺曼族、犹太族共存于中世纪英格兰的历史叙述中,司各特艺术化地批判了宗教和民族间的"改宗"行为,从而创造了不同于传统的强调连续性和纯粹性的英格兰民族历史书写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主张英格兰民族身份建立在萨克逊族和诺曼族融合的基础之上,并肯定了犹太历史是英格兰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司各特对英格兰民族历史的重新书写对今日全球化环境下如何保持民族身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论反讽在《爱玛》中的运用

简·奥斯汀历来被人们称为十九世纪初最伟大的英国女作家。《爱玛》更是奥斯汀最成熟的一部作品。反讽手法的运用是这部小说在创作手法上的显著特色,包括语言反讽、情景反讽和戏剧性反讽。通过多重反讽手法的运用,奥斯汀批判了当时人们的思想状况和婚姻现状。

创伤、现代性与东方宗教——《刀锋》中拉里的自我疗伤之路

无意识若突破意识阈限将对意识产生压倒性效应,宗教可充当个体与无意识经验的中介。在欧洲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会的象征系统将个体无意识内容投射到外部世界,从而避免正面接触无意识的危险。新教切断了无意识中的宗教经验向外投射的渠道,无意识的打开意味着强烈精神痛苦的爆发,一战造成的心理创伤是其表征之一。拥有固定形式的传统宗教教条和仪式已不符合现代人的心性秩序,而东方宗教提供的“活生生的象征”内在于人的灵魂,个体无须通过教条就可直接体验到它。印度教中的“真我”一方面有助于现代人超越灵魂的分裂状态,另一方面强调自我已被消解的心境,对西方自我中心主义起到纠偏和补救作用。毛姆借这部小说思考了创伤与意识、创伤与身份、生存等相关问题,在现代性危机语境下赋予东方宗教极高的精神价值。

旅行与认同--《客厅里的绅士》中的东方书写

《客厅里的绅士》是毛姆在1922年东南亚之行后写就的游记作品。在旅行之前,毛姆经历了自己人生的"重大时刻",旅行为毛姆创造了摆脱婚姻与性向矛盾的契机,为其自我认同提供了基本前提。旅行者身份的建构和转化离不开对差异的觉知和对他者的吸收,毛姆主体意识中对文化多样性的接受为其展开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性认同提供了可能。毛姆在继承"丛林中的废墟"这一话语传统的基础上,受佛教文化的启发,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才是西方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根本出路。

地缘政治变迁与旅行叙事的现代主义转向——以《在中国屏风上》为中心

20世纪旅行作家利用现代主义文学策略,叙述对于剧烈地缘政治变迁的主观经验,使旅行叙事成为严肃思索现代性后果的写作模式。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在中国屏风上》是旅行叙事“小说化”革新的开端。毛姆借助叙述视角的有限性,以及“漫游者”对视觉现象的批判性意识,打破了以往游记控制意义生产的独白式描述。以乡村性为基点的本真中国的操演,改善了毛姆关于战争和意义断裂的现代性体验。然而,怀旧与现代性的同源性意味着毛姆对现代性不可逆性的承认,并以世界主义作为伦理回应,从而实现旅行叙事在20世纪新的文化目的。

“他者”的幻象──《弗兰肯斯坦》东方主义批评

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包含着丰富的寓意,作者在小说文本中以隐喻的方式表达她对东方主义的批判态度,这一点鲜有研究者涉及。本文结合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和拉康的镜像阶段说,分析小说中的东方"他者"不过是西方"自我"的投射,真正的东方处于隐匿状态。西方身份借助被贬抑的东方得以构建。作者通过这样一部政治寓言,揭示了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本相。

华兹华斯的实验精神对英国诗艺的新发展——论《抒情歌谣集》中传统歌谣影响下的戏剧性技巧

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华兹华斯为英国诗坛贡献了《抒情歌谣集》。这部诗集从语言、主题到写作技巧等多方面的创新为英国诗坛吹入了新鲜空气,其中戏剧性技巧的运用显得尤为突出。这是一种淡化作者声音,突出说话人言语以完成其性格刻画的叙述手段。华兹华斯的戏剧性实验是一种自觉的文学行为,是对文学传统尤其歌谣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德国诗人毕尔格和英国诗人帕西的歌谣给华兹华斯的文学实验提供了诸多启发。华兹华斯巧妙地将抒情性和戏剧性相融合,形成了戏剧性独白,这也是华兹华斯戏剧性技巧的具体体现。戏剧性独白辉煌于维多利亚时代,可见他的实验精神对英国诗艺的新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欲望之绝——《月亮与六便士》中的佛教思想

毛姆写作《月亮与六便士》之际正是西方发生精神危机之时,在东方宗教填补西方人信仰真空的语境下,该小说成了毛姆持续关注东方宗教和哲学的开端。围绕弃绝欲望这一主题,《月亮与六便士》对高更生平加以＂重写＂,并仿拟了佛陀出家修行的故事,同时在情节进程中融注了深受佛教哲学影响的叔本华有关艺术与死亡寂灭有助于否定生命意志的论断,从而对西方现代自我观念提出了挑战。毛姆坚信佛教的智慧将为人们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启发和思想资源。

医学人文学视角下《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的疾病叙事

主流医学人文学注重疾病叙事在疾病诊疗与医学教育方面的工具性,因而将疾病叙事局限于自传等文类中的线性叙事,旨在突破线性叙事和实现社会批判的批判性医学人文学,是传统医学人文学的发展趋势。美国作家凯瑟琳·安·波特的自传性小说《灰色马,灰色的骑手》通过意识流、主体的碎片化和语言的非指涉性等现代主义手法,传达出非虚构性疾病叙事难以记叙的疾病的混沌体验,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克服了1918年大流感由于一战的遮蔽与疾病表征的困难而造成的文化缺场状态。将该小说纳入疾病叙事体裁,还可利用文学批评中的残疾研究方法,考察疾病的污名化这一社会建构本质;通过打破疾病与残疾的概念界限,将获得对于疾病、残疾、身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全面认识,进而为实践批判性医学人文学提供思路。

信任与怀疑辩证法导向的证实——保罗·利科“证实”概念的知识考古学探究

利科后期作品中的"证实"概念源于他早期对于直接、自明的主体思想的批评。他追溯了胡塞尔现象学由于对"自然态度"的悬置,对绝然的明见性与相即的明见性的区分,以及"生活世界"的提出,而造成我思主体的去中心化。因为直接的自我理解无法实现,利科指出一条通过语言、象征和文本而返回自身的迂回长程,但是象征等中介的模糊性使其宣告的人的存在意义处于揭蔽与隐藏的不可还原的混杂形态中,利科对此提出自身诠释学中的信任与怀疑的辩证法,利科后期的"证实"概念是对该辩证法的再阐释。不同于海德格尔以"愿有良知"所保证的此在本真能在的见证,利科提出的对自我本体的"证实"仍需"怀疑"实践的增补,以不断修正由于错觉的永久威胁而造成的信任的"虚弱"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