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公使驻京”问题与中西关系的重塑——以“天朝”体制的通商观念为视域的考察

自康熙开放海禁以来,清朝便设计一套以自己为主导地位的“贡市分流”的通商模式。既以通商的方式羁縻西洋诸国维护东南沿海的稳定,又能在互市的方式下植入柔远外夷的“天朝”观念。然而随着西方殖民国家工业革命的完成以及贸易市场的扩张,清朝的通商模式开始受到严峻的挑战。乾隆末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提出的使臣驻京请求成为推翻这一模式的起点,虽然清朝在此期间竭尽全力弥缝这一通商体制以维持“天朝上国”的体统,但最终在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军事暴力的冲击下,通商模式的羁縻策略宣告破产。清朝通商策略的破灭并不意味着“天朝”体制的完全崩溃,却是中西关系重塑的起点。故此,公使驻京首先打破的是清朝设置的贸易牢笼,而此牢笼也是清朝防堵西洋诸国冲击、毁灭天下共主的防线,进而动摇甚至摧毁系统性的华夷秩序观念。所以防线的突破也就使得清朝以互市通商定义的西洋“藩国”关系,演变成“与国”的关系。

洋人入藏与清廷、西藏地方的因应及其对西藏局势的影响(1876-1886年)

《烟台条约》的签订使列强获得了进入西藏的合法权利,此后10年间不断有洋人试图进入西藏,其中以摄政义、马科蕾等人最具代表性。清廷、川藏疆臣和西藏地方对洋人入藏一事有不同的认知,并形成了不同的应对方法。洋人入藏一节在西藏引起了诸多纠葛和冲突,后虽被废止,但依然对西藏局势及清王朝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言战、备战、避战:晚清中俄伊犁交涉中事关兵衅的论争与博弈

清政府议驳崇厚不奉谕令擅自签订的《中俄交收伊犁条约》,成为中俄双方言战、备战的导火索。在俄强清弱的情况下,清政府内部认为拒绝承认条约会与俄国引发战争,从而事先进行军事冲突的准备。中外舆论皆又散布俄国正在调兵遣将,派赴兵船欲图起衅。看似中俄双方的军事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实则无论清政府还是俄国内部,都有持强硬与持妥协立场的意见分歧。清政府选择再次派遣曾纪泽赴俄进行交涉,正是中俄双方企图避战的表现。揆诸中俄伊犁交涉的过程,埋伏的战争博弈始终是双方开展讨价还价的一个重要支点。因为双方决策层都具有避战的真实意图,这也是曾纪泽能够取得一定意义上谈判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故此,对中俄伊犁交涉欲战未战的言战、备战、避战线索的发覆,可以为审视这一段公案提供一个更为丰富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