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一词的源流新探

周代将修有城垣的王室居地和封国、部落修有防御措施的居地，称之为“国”。春秋时，“国”由称人聚居地发展到以此为中心，包括领土与境界。在氏族公社结构没有破坏的当时，国君及其任卿大夫的子弟，皆以大家庭家长的身份任职，实行家族统治，故“国”称为“国家”。此后，官吏身份虽有变化，但皇位的继承仍是父死子继，使国仍为一家一姓之国，“国家”一词从此继承下来。

“骏发尔私”新解

“骏发尔私”新解高光晶⒇（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长沙，４１００８１）《诗·周颂·噫嘻》说：“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是农夫，播彼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毛传》：“私，民田也。言上（周王）欲富其民而让于下，欲民之大发...

神农、炎帝和黄帝考辨──兼谈“炎、黄成为中国人祖先”的原因

神农是后世对中国远古发明农耕人类的赞词，也表示农耕时代。炎帝、黄帝是后人心目中明君圣王的形象，以形容与称呼中国农耕时代众多部落中的两大部族。二者不是人名，也不是帝王或部落酋长名号。黄帝部族的姬姓部落，常与炎帝部族联姻。周王朝建立后，编辑的《诗经》有不少歌颂姜原、太姜诗句。在长期流传下，使后世以为只有炎、黄才是中国人的祖先。

商代的王位继承与宗法制

文章对商代的王位继承与宗法制的产生和确立的渊源和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指出作为政治组织或行政机构的“国”与血缘关系组成的“家”的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国家的特色。

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高光晶在我国封建社会，从秦朝陈胜、吴广到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这些起义，无论是局部的还是全国性的，其结果不是在起义中被镇压，就是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最终归于失败。其原因，史学界除了分析每次农民起义所遇敌人...

武则天不是肯定的历史人物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从参政到为帝的四十余年中,虽然在打击魏晋以来门阀士族的残余势力和安定边防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她一生的活动来看,这些积极作用不居主导地位。因此,我们不同意某些同志认为武则天肯定的历史人物。现写此文,求教于专家。

“井田”质疑

《中国史稿》修改本第一册第186页说,“商代最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是农业,在农业生产中采用井田制。井田即方块田,在甲骨卜辞中作田、(?)、(?)、(?)等形。”又在第243页说,“周代的井田制承袭于商代而有所发展,已经有了相当准确的亩制和比较完整的灌溉及道路系统,是井田制的完备形态。”这些论述都是来源于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奴隶制时代》说:“殷代是在用井田方式来从事农业生产的,这从甲骨文字中的一些象形文字可以得到证明。例如在卜辞中常见的田字就是一个方块的图画,殷代必然有四方四正的方块田,才能产生出那样四方四正,规整划分的象形文的田字。”又说:“周代同样施行着井田制。”总之,“殷、周都实行过井田,从种种资料上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我查阅了商周遗留下来的有关资料,都无法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

关于武则天“打击士族”的性质问题

近年来,一些史学著作在讲到武周时期,认为武则天打击士族,扶植庶族官僚,①是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社会发展的政治代表。其实,这些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为了说明这一问题,需要弄清什么是士族,魏晋南北朝的土族与隋唐“士族”的差异,以及武周集团成员的家世等。

对《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几个问题的商榷

对《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几个问题的商榷高光晶⒇（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长沙，４１００８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多年发掘、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①，书中除考古资料外，还有精辟的论述，但有些是值得商榷...

关于拓跋魏政权的性质问题

拜读黄佩瑾先生《论鲜卑拓跋部向封建制的转化》一文,获益良多,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今不揣冒昧,撰文求教。一、拓跋珪建立的魏不是奴隶制国家黄文说:“拓跋珪即位以后,就建立了主要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封建主利益的国家。”这个论断,虽未明确地说拓跋珪建立的国家是奴隶制的,而只说它是“主要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但根据“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原理推论,黄文所确定的拓跋珪建立的国家性质应是奴隶制的,即使它处于过渡阶段,也应属于这一范畴。

两晋时期北方的民族融合

一、两晋以前民族融合的简况我国从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远在原始社会时期,各族的祖先就散居在这辽阔的国土上。据说:姬水流域即今关中平原北部,住着黄帝的姬姓部落群。姜水流域即今关中平原西部,住着炎帝的姜姓部落群。在今山东一带,住着少(?)的赢姓部落群。在今淮河流域居住着太(?)的风姓部落群①。此外,还有一些部落群分布在其它地区。后来,黄帝的部落群中有一部分向南、向东发展,进入黄河中游。

中国国家形成于夏代吗?

中国国家形成于何时 ,自古以来无定论。自《中国史稿》问世后 ,才定于夏代。人类社会的发展 ,总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夏代的生产力并无重大变化 ,仍然使用以石器为主的原始工具 ,不能使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和父系家长制家庭公社解体 ,一夫一妻个体家庭无法成为生产、消费的社会基本单位 ,更不能使之贫富分化而形成阶级。这样 ,夏代既不是“按地区划分国民” ,也没有建立“公共权力”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次数多规模大的原因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举行大小数百次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我们认为不能简单的理解毛泽东同志这一论断,否则,世界其它国家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次数少、规模小就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那么对这一论断应该如何理解呢?我们认为必须从中国历史的特点进行考察。

中国古代是“人治”不是“法治”

目前学术界认为:中国古代在春秋以前没有公布法律条文,统治者可以随意断案,对“大夫”又是以“礼”而不用刑。是“礼治”即“人治”。春秋时,“礼治思想衰落,法治思想萌芽”,统治者逐渐公布了法律条文,开始按法规断案。战国时,法家“提出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主张”。从此,中国古代由“礼治”即“人治”进入“法治”。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

我国古代专制主义的产生

我国和西方各民族的历史,都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但也有各自的特点。我国特点之一,是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没有经过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政体,从建立国家的第一天起,就是专制主义政体。这一特点产生的原因,和古代东方各国一样,是与地理环境有关。斯大林说: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起决定的作用,但它“是社会发展底经常必要的条件之一,而且它无疑是能影响到社会底发展,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在远古,社会生产力圾其低下,人们更加依赖于地理环境,而地理环境的不同。

关于唐代两税的性质和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和韩国磐先生的商榷

最近,在人民出版社重版的《隋唐五代史纲》一书中,韩国磐先生认为唐代两税是代役租。他说:“两税法是‘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实际征税时,是实物居多,缗钱只是由实物折算而来。且这在本质上都是代役租,是‘折征’或‘折纳’,并非货币地租。”①不过,韩先生在同书的另一个地方又说唐代两税是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