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统感”的影像化书写——以侗族大歌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为例

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以下简称“非遗抢救性记录工程”)于2015年4月启动,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全面、真实、系统地记录非遗传承人对文化传统和精湛技艺的经验表达,为后人传承、研究、宣传、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宝贵的数字影像资料。①这是非遗保护行动中第一个将具体的非遗传承人作为关键抢救对象的国家文化抢救工程,自立项之初便内含着“以镜头写文化”的具体实践,其书写主体由国家、地方、项目团队、传承人四级结构组成,其项目成果由不同层次的书写者通过镜头合作完成,其工作目标则是成为为国家留档的一部权威非遗文化研究索引。本文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在贵州省的实践为研究对象②,对“侗族大歌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吴品仙”项目进行长时间的田野跟踪调查,以期充分了解非遗影像化的动态“书写”过程,从人类学视角洞悉非遗影像是如何书写人们文化记忆中的“传统感”。

主体-影像:中国非遗影像化中的经验互动与意义书写

本文所论的“非遗影像”是指与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有关的一系列动态影像。“非遗影像化”则指用动态影像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与外延的实践过程1。目前中国关于非遗影像的研究成果突出表现为将其作为一种记录工具、一种传播载体、一个影视人类学课题等进行研究,但就宏观而言,我们正处于非遗影像化这一时代语境中,我们所称的非遗其实是纷繁影像中呈现出的“非遗”,它是一种文化书写形式的体现,而每一次通过影像手段进行抢救和记录。

虚拟社区中自我认同的反身性重构——基于移动短视频应用“快手”的人类学研究

互联网技术对时间进程的压缩和空间结构的整合创造出一个多时态共存的虚拟空间,社群成员之间的交互关系由以"我"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扩展为不同虚拟社区"我们"与"我们"的交流互动,这一交互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人类学自我身份认同的再思考与再建构。本文以中国最大的短视频社交平台"快手"为研究对象,通过互联网田野调查方法复观虚拟社区中的文化表达与自我认同过程,揭示出以"快手"为代表的视频交互型虚拟社区在给予个体多元文化表达空间的同时,个体也经由反身性方式不断重构自我身份认同。

真实与虚构的编舞——评电影《何以为家》

作为一部兼具纪实质感和虚构叙事的电影,《何以为家》呈现出鲜明的"真实与虚构的编舞"的影像风格,其不仅在创作过程和形式风格上体现出诸多与众不同的特征,更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相关社会问题的探讨。本文通过对影片主题、叙事、形式与风格等诗学原则的解读,结合对该片艺术实践过程的人类学诠释,探究其对电影知识生产的意义和对中国同类型电影创作的启示。

聚合解读与信息重塑——短视频知识生产对人类文化传播的影响

短视频既是一个信息的聚合地,也是人们以此为基拓宽信息来源的出发地。现代媒体的移动化和智能化两大发展趋势激发了短视频生产与传播的无限潜力,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88亿,占网民整体的94.5%,其中短视频已成为新闻报道新选择、电商平台新标配①。

影视人类学视阈下中国西部音乐纪录电影探微

音乐创作既是一种人类行为,也是一种文化事实。近年来,随着视频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纪录的备受重视,中国纪录片系统出现了一批以西部音乐和民间艺术为内容的长篇纪录电影,这些影像一方面深入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去探究艺术的能动性创造,另一方面则将特定艺术与时代变化和大众审美联系在一起讨论结构性的影响力,众多影像的视听表述在对“人与艺术的相处之道”的观照中编织出了一幅多元艺术领域多面向(Multidimension)的影视人类学研究地图。综观这些电影的关注度和完成质量,其中以《大河唱》(2019)《书匠》(2019)《黄河尕谣》(2018)三部影片的表现最为抢眼,尽管这三部纪录电影有着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和内容选择,但却同时兼具某些共同的文化性表达和社会性传递,其不仅将音乐和歌唱的力量放在了标题当中,而且把黄河作为西部社会文化的意象表达,以西部民间艺术家与音乐的关系、与土地的关系、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作为整部影片的文化基底,唱出了一曲曲余音绕梁的人与时代变迁的悲欢离合。

融媒体时代影视人类学写作的新动态

围绕新媒体形成的"全民生产、全民消费"的影像生产-消费模式,不仅丰富了人类看世界的角度和表达自我的方式,而且将人类学的田野拓展到了现实的虚拟世界中,促使影视人类学将目光聚焦于新媒体影像的文化书写问题。从影视人类学与媒介研究的交叉视野出发,对融媒体时代多主体、多屏幕、多视角、强互动等特征进行解读,可以发现微纪录、短视频等新形态影像的人类学价值,进而可以探析到影视人类学在融媒体语境下运用感觉、全媒体书写以及影视人类学运用等写作新动态形成的可能性。

弥合时空——全媒体视域下“直播中国”的多维实践形态

"直播"曾是主流媒介眼中能够最大限度展现多媒体融合成果的一种媒介形式,现已成为手机用户最普遍的记录方式。当下对中国社会的直播存在多种维度的实践,从全媒体视角观察当下的"直播中国",会发现"直播中国"呈现出的不仅是媒介融合的显著成效,也是一种多维立体呈现中国社会现在进行时的传播态势,更是一种弥合时空的社会性建构。

当代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建构与学术实践

中国的影视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学科体系深受西方电影思潮和国际影视人类学发展的影响,一直在理论与实践并行中批判性吸收和成长,随着影像民族志的学术活动逐年增加,强调影视人类学主体性的探索在学科交叉中获得了新生机,回到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基本框架,建构一个“影视—影像—视觉”人类学三圈学科系统更显必要。十余年来,学科规范性为中国影视人类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应用提供了基础,影音文献的发掘与建设、“学者电影”的当代实践、数字影像民族志新样态等影像实践刺激了学理性延伸,与国际影视人类学界的广泛交流提升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思考维度,传媒技术的迭代升级则进一步拓展了影像民族志的创作和传播空间,它们共同构成了影视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实践。

以“多元”宣传“一体”——论新时代民族团结宣传中“意义共同性”的重要价值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基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文化认同不仅触发了每个人的文化自觉性,凝聚起各民族共有的意义共同性,也不断指引着民族团结走向更高层次。文章从社会学与民族学交叉的视野出发,认为将社会学中的'意义共同性'作为民族团结宣传工作的核心思想不仅能够营造共同的社会归属感,化解以往一些民族团结宣传造成的反向解读,还能够实现宏观价值观念与微观民族情绪的契合融通,实现多元民族文化与一体文化认同的交相辉映,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共识更广泛,使民族团结的思想更具包容性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