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文明观

“文明”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梁启超厥功至伟。从清末到五四,梁启超的文明观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变法时期,他以“文明”为社会进步的方向,视法律为文明的基础而呼唤变法。流亡日本时期,他受福泽谕吉文明论的影响,以“文明”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倡言以“新民”促进中国的文明化。他晚年著《欧游心影录》,其思想关切从为国族“富强”而追慕西方现代文明,转向回望中国传统,从孔老墨寻求人的“安身立命”的人生意义。他的思想旨趣,亦从以现代化批判传统,转向以传统批判现代性。晚年梁启超论及“文明”,已不再是以西方为典范的单数文明,而是以平等视点中的复数文明论述中西文明问题,主张中西文明互鉴互补,再造一种新型人类文明。这种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再造新文明的新文明观,表征着五四后一种新启蒙思想的兴起。

文明的求索:晚清民国思想史中的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是晚清民国思想史的主旋律。鸦片战争以降,古老的中华农业文明遭遇发轫于西欧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挑战,中国在文明冲突中通过文化传播而采纳融合现代文明。面对现代文明转型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代代民族精英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艰苦不懈的改革实践和思想探索。“洋务”、“富强”、“维新”、“新民”、“革命”、“文明”、“新文化”、“西化”和“现代化”这些新观念的递嬗,呈现了晚清民国思想史上早期中国现代化理论形态的曲折演进。从晚清“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潮,到20世纪30年代思想界对“文明”与“文化”、“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分辨,表征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理论形态的趋于成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地方自治机构的沿袭和变革(1928-1937)

南京国民政府自训政开始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央层级主持地方自治工作的机构经历两次变革,最终成为核心权力的组成部分。其沿革可分为三个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地方自治专门委员会时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下属地方自治指导委员会时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地方自治计划委员会时期。这一历史过程,既展现出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权在政治现代化方面的不断尝试,又揭示了国民党的党政矛盾和党内矛盾是推动中央政治组织变迁的主要动力。政治机构组织化程度增强、政治权力下沉等结果,并非事先计划的目标,只是采取各种权宜之计和处理各种矛盾时的副产物。

暴力的消减:文明进程中的人性升华——斯蒂芬·平克的历史观与伦理观

平克认为,人类历史的演进呈现一个暴力减少的过程,这是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件事,它表征着人类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战胜“心魔”的过程。暴力下降,是“国家的平靖”、“文明的过程”、“人道主义革命”、二战以来“长期和平”、武装冲突的节制化形成的“新和平”、“权利革命”的结果。平克以暴力下降为进步之尺度的低调历史观和“减少痛苦”的低调道德观,虽然缺乏激动人心、令人向往的理想主义色彩,却体现了现代“文明”之伟大的人道精神。文明,归根结底是一个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人性升华过程。暴力下降之所以对于人类历史至关重要,在于其彰显了生命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这一人道主义的伟大胜利,是人类文明进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

从斯密到平克:同情与道德

亚当·斯密以“同情”为道德的人性基础,其道德哲学深刻影响了斯蒂芬·平克的伦理思想。平克以暴力的下降为人类历史进步的标尺,其伦理思想之“善良天使”与“心魔”冲突的二元人性论,珍视生命和减少痛苦的低调伦理观,由设身处地的换位想象而形成交互主体利他的“移情”说,皆与斯密的道德学说一脉相承。平克以当代心理学、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成果证明并丰富了斯密的“同情”说。

“文明”概念的流变

文明指人类社会脱离野蛮状态。基佐把“文明”归为社会与人性的发展,这一启蒙运动式的单数文明概念,以英法的社会进步为典范;基佐的进步论文明史观深刻影响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从而推动了日本“文明开化”的现代化进程;斯宾格勒把“文明”归为“文化”衰退的归宿,他以德国式批判的、复数的衰退论“文明”概念,代替了基佐的英法式启蒙的、单数的进步论“文明”概念;斯氏文明观的影响,在汤因比的多元论文明史观的反启蒙倾向中清晰可见;弗洛伊德将“文明”归为人类生活超越其动物祖先的成就和规则,并从心理学层面深刻揭示了文明与人性冲突的文明辩证法;埃利亚斯从中世纪以来欧洲日常生活和国家建构的过程追溯了“文明”演进的历程;布罗代尔基于非西方的复数文明概念,勾勒了一部包括非欧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人类文明史;亨廷顿揭示了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并指出“西方文明”不等于“现代文明”,“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尼尔·弗格森探寻了近五百年西方文明崛起而领先于世界的动因,并把文明的核心归结为知识。“文明”概念的演变史,表征着两百多年来人类追寻文明的复杂思想历程。

五四启蒙的困境:在历史与价值之间

本文从现代化历史语境中启蒙内在的价值冲突，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固有思想矛盾以及启蒙嬗变的内在思想原因。作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未完成的现代性启蒙。它奠定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现代方向，但却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而未能完成现代性的价值整合。启蒙的仿徨与蜕变，固然有其外在原因，如民族危机亟迫的严峻历史环境，欧战凸显的西方文明的危机，苏俄的崛起所导引的社会主义风潮等等。然而，启蒙思潮内部之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歧异，则是其更为深刻的内在原因。

慈善中的社会与政府:温州与常州慈善模式比较

常州慈善总会代表了一种强政府主导的官办民资型慈善模式,它创造了爆炸式发展的常州慈善奇迹。以民营企业创办的非公募基金会为特色的温州民间慈善,则具有强社会模式的特征。强政府模式与强社会模式表征着中国慈善发展的两条不同路径。比较以慈善总会为主导的常州慈善模式和以非公募基金会为特色的温州慈善模式,常州模式虽以超强的公益动员能力显示了政府主导的赶超型慈善的优势,但它在可持续发展、公民精神和慈善绩效上均逊于温州模式。温州模式更具有民间慈善自生自发的活力和创造力。温州慈善的强社会模式与常州慈善的强政府模式,与其经济发展路径的"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不无关联。慈善本质上是民间自发和自愿的善举,政府运用税收而施行的社会救助则属于再分配和福利政策的仁政。温州非公募基金会的蓬勃生机,是转型中国方兴未艾的民间慈善的一个缩影,它预示着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未来趋势。

卢梭的公民观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 ,存在着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公民传统。在现代社会中 ,人性的自我分裂表现为人的“市民”和“公民”二重身份的紧张。Citizen概念的两歧性 ,表征着人性的分裂以及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冲突。卢梭是第一个反思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家。他的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 ,正是围绕公民与布尔乔亚的二元对立而展开的。令卢梭忧思的一个基本问题 ,是现代性与道德的冲突 ,亦即市民的财富世界与公民的美德世界的对立。其现代性批判的焦点 ,是布尔乔亚的反公民性的异化本质。卢梭对现代性与人的困境的反思 ,对布尔乔亚和市民社会的批判 ,对代议制的公民参与缺失的揭示 ,显示了一位社会批判家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然而 ,卢梭的困境在于 :古代公民的政治自由以奴隶的受奴役为代价 ;现代公民则以出让主权换取市民的个人自由。现代的商业社会、民族国家、民主社会 ,与卢梭小国寡民的古典城邦式公民政治理想格格不入。卢梭心仪的公民城邦毕竟属于业已衰落的小共同体。因而卢梭的最大困境 。

五四伦理革命与公民精神

五四启蒙的中心主题是公民精神的建构。新文化运动倡言之个体本位、独立人格、权利观念、功利取向、法律意识、契约精神、科学理性，以公民精神而一以贯之。五四伦理革命，旨在以契约性的公民伦理更替身份性的家族伦理，消除传统礼教之伦理异化而实现人的个性解放。新文化运动之扬布公民精神和叛离儒家传统。

中国人的家:梁漱溟论中国文化之特质

在晚清以降西潮东渐肇端的社会大转型中,面对现代性之个体主义的冲击,中国古老的"家"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命运,中国现代社会中"家"的价值,成为百年中国"古今之争"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五四的反家族主义思潮,梁漱溟逆势而行,他反对简单地否定家族制度的进步论观点,而将家视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梁漱溟认为在中国文化中,家不仅是涵养德性的道德源泉,而且具有安身立命的宗教功能;中国人将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这种组织与团体组织不同,它没有边界,不形成对抗。中国文化之伦理本位的相对论智慧,可以消解西方个人本位与团体本位的价值冲突。

启蒙者与爱国者:五四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

五四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想的框架中处理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他们所信奉的公民爱国主义,以民主主义诠释民族主义,以民族的政治认同代替民族的前政治的族裔和文化认同。这种建基于民主公民国家的公民爱国主义,表达了民国初年启蒙知识分子的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理念。同时,五四知识分子都是世界主义的信奉者,他们追求人道主义和世界大同的启蒙理想。五四后,陈独秀等启蒙知识领袖并没有转变为民族主义者,他们即使疏离了个人主义,也没放弃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理想。而五四的世界主义也是启蒙知识分子转而接受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媒介。

中西文明与现代化:亨廷顿的启示

亨廷顿关于现代性与传统、现代化与西方化、现代化与文化认同等问题的观点,对于我们重新省思一百多年来困扰中国人的中西文明与现代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富有启示性的新理论框架。亨氏关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和非西方社会“多元的现代性”的观点,与非西方社会之现代化与本土文化复兴并行不悖的历史经验相吻合。亨氏认为,西化主义昧于“现代化”与“西方化”之别,其西方化路线是不可取也不可行的。而改良主义在现代化中保留本土文化精华的文明融合路线,辩证地回应了文明进步与文化认同问题,因而是非西方社会唯一可取的现代化方针。这些与东亚社会现代化进程相契合的深刻洞见,对于我们重新检省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中体西用”论、西化主义和改良主义等思潮,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中国现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德国谱系

中国国家主义的兴起和演变,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德意志国家主义的接受史,它源于中德历史的某种亲和性。梁启超、醒狮派和战国策派代表了中国国家主义思潮的三个阶段,他们都以德意志国家主义为灵感的源泉。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中国国家主义思潮经历了一个右翼激进化的过程。德国式的国家主义与启蒙运动传播的西欧自由主义有着天然的紧张。同样,我们在中国国家主义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张力。

苏浙教育类非公募基金会研究

非公募基金会是转型中国最活跃的民间公益组织,教育是它们开展公益活动的重要领域。江苏、浙江两省的这类组织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它们在支持教育发展的活动中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色:既有活动方式的灵活多样,又有面向长远和注重实效的务实特征;不仅充实了教育资源,也推动了教育模式的变革,带动了总体社会力量的参与,引导人们重视基础教育和不同阶段教育的均衡发展,其经验对其他地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道路

在中国这一东方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新课题。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趋势,也留下了晚年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遗产。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现代化运动相结合。

革命进化论与陈独秀的启蒙激进主义

进化论为陈独秀启蒙主义的价值内核。陈独秀融"革命"与"进化"于一体的革命进化论,不同于晚清维新派的渐进进化论。在陈的启蒙思想中,其反传统主义、文学革命论、反宗教观、唯科学主义、世界主义及社会主义,无不以进步主义的革命进化论一以贯之。革命进化论为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革命和思想解放提供了价值合法性,它不仅是陈独秀激进主义之"现代/传统"两极逻辑的价值预设,而且为他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之门。

严复自由观之悖论

严复自由思想的复杂性在于他既肯定自由之于人道的内在价值,又视其为国家富强的工具,而他对自由的历史性、工具性和价值中性的认识更显示了其自由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严复自由观之悖论与其说是群己(国家与个人)问题,毋宁说是共殊(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他发现了西方因自由而富强的秘密,但中国却难以复制英伦式的自由之路。为了拯救内忧外患的祖国,严复不得不搁置个人自由的目标,转而追求国群自由。"永恒的真理都是悖论性的",严复的自由观也许正因其悖论而具有独特的思想魅力。

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的五四观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其时,知识界对于这场爱国学生运动之评价,见仁见智。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的"五四"观,代表了民初思想界之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对于五四运动,陈的民主与民族之思,胡的个人与国家之分,梁的公义与法律之辩,分别以民主、自由、法治来规约爱国主义,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对爱国主义的理性思考。三氏思想之歧异,表征着民族危机中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葛和激荡。

现代中国激进主义之再思考

研究现代中国的激进主义,应将观念置于其产生的语境之中解读,以了解前人立说之用意和对象。中国近代思想的激进化,实为中国对西方刺激的"梯度式反应"之表征。这种一波推一波由局部而全面的改革,实为中国现代化变革的独特模式。激进主义是一种封闭型的极化社会的极化心理,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正是中国大一统帝制结构艰难转型的产物。反思百年中国激进主义之偏激,既要知其然,又不可不知其所以然。近代中国思想"巨石走峻坂"之激进,或"石条压驼背"之极端,既有进步主义之迷思,亦含矫枉过正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