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帝国的魔哥士、巴德与酒鬼:论《暴风雨》中的凯尔特-加勒比想象

莎士比亚《暴风雨》的创作资源,除同时期与殖民加勒比的历险相关的文献以外,还包括不列颠凯尔特谱系学文献,后者为加勒比想象的开展提供了文化政治语码:普洛斯帕罗这一英格兰詹姆斯一世的替身与《霍林谢德编年史》中凯尔特王魔哥士一样,均是法术之王;加勒比荒岛的第一代土著爱丽儿与不列颠土著凯尔特人一样,共享一套“巴德”歌唱传统;谋反的斯蒂番诺与不列颠反叛的凯尔特人一样,均有酗酒的特征。《暴风雨》中的凯尔特-加勒比想象不仅迎合了英格兰詹姆斯一世欲借由子女联姻扩大英吉利之欧陆势力的帝国希冀,更召唤了英帝国日后应对殖民统治中的暴风骤雨时所采用的自由帝国模式。

“反对侦探”:从吐温到菲尔斯基的一种实用主义政治思想

从马克·吐温对“福尔摩斯热”的讽刺,到芮塔·菲尔斯基对当下“侦探小说”式文学批评模式的批判,“反对侦探”成为美国思想史中的一股实用主义政治思想暗流。“侦探小说”诞生于美国,但在19世纪末招致美国思想界的反拨,与詹姆斯实用主义这一本土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在当下,“侦探小说”被当作高理论氛围下文学批评模式的结构性隐喻加以反拨,乃是源于菲尔斯基对博尔坦斯基法国实用主义社会学的误读。两次反拨均强调侦探式的真理探究模式忽略了对实际效果的考察,使探究或批判沦为远离人与社会现实的无意义的符号行为,但反拨本身却均陷于对美利坚民族/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予以默认的政治无意识。

史蒂文森的唯美主义:从王尔德的三种美学谈起

学界对“唯美主义运动”的探讨中,鲜见对苏格兰著名作家史蒂文森的关注。本文认为,受英格兰学界话语所主导的唯美主义阐释共同体与受苏格兰民族文学批评话语所主导的史蒂文森阐释共同体“各自为政”,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史蒂文森与唯美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对此,本文就史蒂文森与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王尔德的审美主义思想进行比较,指出前者在“孩子美学”“犯罪美学”“谎言美学”三方面对后者以及整个英国唯美主义的发展带来影响。本文试图重新认识史蒂文森在英国唯美主义发展史中的关键地位。

慈善资本主义批判:从《阿拉比》中的"虚荣人"谈起

本文借詹姆斯·乔伊斯的《阿拉比》,阐发隐含在慈善资本主义中的一个难解的伦理悖论:慈善被视为纾解共同体中各类社会难题的向善力量,但其欲望结构的模仿性,使慈善施予者沦为"虚荣人",从而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资本逻辑之下,慈善仅仅是发起者为缓解由其自身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维持其自身资本运营所采取的治标措施,其表演性背后的剥削本质与殖民性,最终使慈善参与者建设理想共同体的荣誉感沦为一种虚假感受。而这一情形,在以文化多元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文化资本主义社会当下正愈演愈烈。

比较神话与历史书写视域中重读《莎乐美》

佩特对达·芬奇的评论,为王尔德创作《莎乐美》提供了一种美学启迪,即在基督教人物身上增添异教神话人物色彩,为男性人物增添女性特征。与达·芬奇不同的是,王尔德所依凭的神话,从希腊罗马神话系拓展至兴起于19世纪的"雅利安神话系"。作为考古学、比较宗教学的拥趸,王尔德秉持的是科学史观。这种科学史观尤其体现为王尔德对约瑟夫斯《犹太古史》的接受,即希律囚禁施洗是出于防止后者会借助宗教影响发动群众起义,王尔德借《莎乐美》表达了对英帝国主义合流打压爱尔兰天主教与民族主义的不满。

王尔德与凯尔特“帝国话语”——从“画像三部曲”中的厄斯金谈起

被冠以苏格兰氏族姓氏厄斯金的人物,为何一再出现在王尔德1887至1891年间创作的三部小说中?对照阅读王尔德的这一“画像三部曲”与其创作期间撰写的书信、书评与散文,可发现兼容了帝国政治与民族自治政治的“格莱斯顿自由主义”让厄斯金这一新旧詹姆斯党的文化政治符号借由王尔德的凯尔特认同走入其创作视阈,《百万富翁模特》与《W.H.先生的画像》便分别借这一符号表达了王尔德的帝国认同与民族认同;但书籍版《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厄斯金仅是一个次要角色,这种设定源于王尔德对凯尔特种族参与帝国政治的道德审视。“三部曲”再现了王尔德对凯尔特“帝国话语”从盲从到省思的意识转变,尽管其批判意识最终并未超越其阶级、种族与民族意识。

波西米亚的平等与匿名——史蒂文森早期的唯美主义思想与实践

借由朗西埃的审美-政治学说,本文重新审视了唯美主义以及被排除在唯美主义研究之外的苏格兰作家史蒂文森。西方学界唯美主义研究与史蒂文森研究中的划界倾向,以及艺术他律批判话语与艺术自律批判话语之间的分别,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史蒂文森在唯美主义这一以平等与匿名为核心的审美革命中的重要性。本文探讨了史蒂文森如何通过对4种思想来源的批判性继承,构建出波西米亚人的"审美王国"这一审美主义思想,进而指出,史蒂文森将艺术牵引至非艺术的边缘,使文学获得了巨大的平等主义的革命力量,这在其早期散文与小说作品中均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