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技企业的争议与治理:研究回顾与实践启示

大科技企业是数字经济时代大企业的典型代表。已有的研究和实践表明,大科技企业表现出了不同于既往通信、化工巨头的特征,特别是其具有的平台经济、数字生态商业模式,以及数据在其生产过程、消费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使得大科技企业的影响范围更广、影响维度更为复杂。面对大科技企业引发的争议以及全球科技监管趋严的背景,大科技企业对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引领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以大科技企业为核心构建的数字生态,进一步促进了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推动了数字化转型。未来,须平衡好大科技企业的治理目标,采取“守门人”制度、分级分类监管等动态监管方式,以进一步发挥大科技企业的正面作用,加快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区块链技术如何影响审计的未来——一个技术创新与产业生命周期视角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使得交易信息记录的交互模式由中心化发展至分布式阶段。这一新技术在推动交易记录与审计效率的大幅提升、解决现有的复式记账法可信度问题的同时,也对现有审计行业造成了冲去,引发了“替代论”。事实上,技术创新是产业演化的重要动力,区块链技术对审计行业的影响也将遵循一般的创新扩散与行业演化规律,以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分布式账簿技术将推动审计行业朝着半自动、自动化阶段演化。普华永道基于区块链的审计案例从实践角度说明了新的技术冲去下,审计的重点由传统的数据真实性核查转向对数据和系统安全性、系统部署的正确性以及技术规范使用的关注。随着技术审计成为审计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我们应该重视制度创新与人才培养,才能真正发挥审计职能,助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重视赛道思维,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时期。在赛道透镜下重新审视人类文明与技术的商业发展史,我们能够以更全面的视角理解新质生产力。缘起:买下赛道赛道原指专门为赛车设计的跑道。或直或弯、起伏不定的赛道,既影响着车辆性能的发挥,也决定着赛车手们的战术选择。尽管赛车是相对小众的运动,但这并不影响赛道成为热词。无论组织的商业决策还是个体的职业路径选择,“赛道”总被频繁提及。

创新激励还是创新封杀?——基于大科技平台股权投资市场的微观证据

大科技平台是产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股权投资已经成为了大科技平台对外扩张的重要方式之一,其对创新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争议。大科技平台的股权投资究竟是激励了产业创新、还是建立了“创新封杀区”?本文基于2005~2021年创业投资与专利申请的独特数据集,利用超过11万条观测值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大科技平台的创投显著提升了被投资企业的创新水平,特别是以发明专利为代表的实质性创新。这一提升来自大科技平台创投后的支持,而不能完全归因大科技平台事前的投资策略选择。支持方式包括财务资源、技术协同、数字生态带来的多样化知识等。本文基于大规模微观证据揭示了大科技创投的创新效应,实证检验了当前学界与政策实践者广泛争议的“创新封杀区”。研究结论为我国规范大科技平台与数字经济竞争策略、引导平台资本健康发展提供了事实依据和经验启示。

以创新型固定资产更新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有创新的实招硬招,而以创新为基础的固定资产更新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我国企业固定资产更新速度整体仍较缓慢,新冠肺炎疫情大大提升了开展以创新为基础的固定资产更新的紧迫性,全球范围内新一轮产业革命为固定资产更新提供了可能性。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的创新型固定资产更新,应注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推动开展,以技术进步为基础、软硬件兼备,兼顾国内外经济环境,与"十四五"发展目标形成合力。

地区差距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期叠加”下的内生增长

在没有发生重大经济事件的情况下,2013年起中国南北经济差距逐渐拉大;2016年起,在经济总量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情况下,南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却开始趋同。探明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并提出解决之道是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一道难题。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的梳理,本文发现新时代南北差距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老问题。实证研究表明:1998年至2018年资本贡献了74.7%的中国经济增长,而全要素生产率只贡献了8.3%,在转变资本拉动型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南北地区承受了不同的阵痛,导致南北差距扩大。在"三期叠加"阶段,南北差距扩大具有一定的必然性,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仅仅是导火索,其后的经济刺激计划则形成了短暂的隔离带,将南北差距问题推迟到2013年。2016年起南北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缩小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的有效性在本文得到验证。基于实证分析结论,本文认为要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视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企业的集聚,以此为抓手促进创新型要素在北方的培育和高效利用。

企业“被动合谋”现象研究:“双碳”目标下环境规制的福利效应分析

坚持市场导向是新时代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顺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基本要求。然而,作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环境规制可能改变市场上原有的竞合博弈关系,引发企业无意识地“被动合谋”。本文提出这一现象并进行了学理剖析,结果表明:在环境规制下,“被动合谋”使被规制企业有能力将一部分规制带来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因此,在一定条件下,环境规制可以使清洁型企业和污染型企业的利润同时增加。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也验证了这一现象,表明环境规制提升了污染型企业的价格—边际成本加成率。此外,只要合理设计环境规制强度及排放权分配与交易制度,环境规制就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水平改善。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获得两方面启示:一方面,规制政策可能导致一些始料不及甚至事与愿违的结果,例如产品大幅涨价,因此有关部门在政策制定时需要审慎研判;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创造帕累托改进不是必然的,因此政策制定部门需要权衡利弊,设计好阶段性减排目标,避免运动式“减碳”。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机制,为构建并完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