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建设与传说耦合背后的文化记忆——以文水世泰湖湿地公园为例

景观是社会与自然共生的重要场所,城市景观更是一方民众生活水平之体现和地域文化之表达。其中,地方传说因传播之深远、记忆之深刻成为景观建设重要的文化依托。文水世泰湖是汾河流域遗留的湿地之一,也是先秦史籍记载中“十薮”的唯一遗存——“昭馀祁薮”。其原本是一片滩涂,在生态改造中融入了当地遗存的大禹传说和天后岛传奇故事,在此基础上建设成集多功能于一体的湿地亲子乐园,成功转化为兼具文化吸引力、生态亲和力和娱乐生产力的湿地文化景观。在世泰湖景观建设与传说资源的耦合背后,蕴含着文水人民共同的地方文化记忆和美好生活愿景。

民间“社”组织的韧性生存研究——基于晋南村落的田野观察

“社”组织是一种以血缘、地缘和信仰为媒介的村落社会组织形式,是基于民众日常交往、习惯及共同利益、需求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和互动性的人群共同体,是民众围绕村落礼俗事务与公共事务展开自我管理与服务的单元。通过对晋南“社”组织的经验观察发现,“社”组织是历史与现实互动的反映,具有较强的韧性,表现出形式多样的实践样态:信仰主导型、家族主导型、地缘主导型和复合型。进而阐明“社”组织韧性生存的内在逻辑,包括乡土性、实践性和互补性三个方面,这是“社”组织能够在村落中长久保持良性运行的关键。在现代化进程下,“社”组织作为村落礼俗治理的核心纽带,在建构乡土社会秩序、补充和完善村落治理体系等方面发挥作用,成为村落治理格局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民间谜语的源流特征与文化价值

民间谜语是人类口头的语言游戏活动之一,它采用暗射事物或者文字的方式供人猜测。与灯谜不同,它虽起源很早,但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境地。它萌芽于春秋时期,宋以前主要是影射政治和社会情况,之后逐渐成为全民游戏的一种。两宋时期商谜和灯谜发展迅速,明代开始有了成熟的民间谜语,清代谜语则在前代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现当代,伴随着民俗学科的兴起,民间谜语的搜集整理工作初见成效。在艺术特色上,民间谜语具有表现手法丰富、语言形式多样、内容构思精巧的特点,因此受到民众的喜爱而得以广泛传播。从文化价值看,作为一种语言游戏,民间谜语具有丰富的趣味性和知识性,不仅可以启迪民众智慧、训练人们的思维能力,还能丰富人们日常生活、开阔人们的眼界。民间谜语本身包含的各种知识也是地域文化的承载、民众集体记忆的表达,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

文艺生态学视野下的河曲二人台

二人台是流传在晋西北、陕北、内蒙古西部和张家口一带的一种极富乡土气息的民间演唱艺术,它的形成发展深受所在地的地理环境、民俗风情、生活习惯和方言土语的影响。河曲二人台产生于交通闭塞、偏僻落后的自然环境中,其内容多取材于民间,植根于当地的地域文化土壤中,演唱的是劳动人民中间的事,听起来亲切动人,极易引起群众的共鸣。从文艺生态学的角度对河曲二人台这一民间演唱艺术以及蕴藏其中的民众情感,进行研究分析,有助于揭示二人台产生、发展、传承流变的根源及其艺术魅力。

社会变迁中的古村落信仰空间与村落文化传承

信仰空间是古村落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古村落信仰空间或被遗弃,或在延续,或被改造,或者重建,呈现出复杂的状态。对襄汾四个古村落的调查表明,古村落信仰空间与人生仪礼、历史传统、民间记忆有密切的关系。当下在古村落建设中合理利用信仰空间可延续村落文脉,促进村落公益事业发展,加强村落地域认同,更好地保护地方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学者的研究和先进理念的指导,探究古村落公共空间的保护、重建和再利用对乡土社会治理、乡村文化传承的意义,可以更好地保护传统村落文化、建设美丽乡村,促进古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从《寻找手艺》谈影像叙事对非遗的传承

2012年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指出:"大力推进纪录片产业发展,对于展现祖国发展变化,传承民族优良传统,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对于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合作,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以非遗为创作题材的纪录片日益成为当前文化消费的主流产品之一,近年来,《我在故宫修文物》《了不起的匠人》《薪火相传》等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品.

论民间信仰中的生命意识——以山西襄汾黄崖村华佗信仰为例

作为乡土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信仰是根植于民众心中的对神灵的崇拜观念和一系列仪式活动等。山西襄汾黄崖村华佗信仰由来已久,围绕华佗信仰有一系列的祭祀习俗,其中都脱离不了民众的生命意识这一主题。求子和寄养是民众祈子求生的心理诉求;感应治病与求签是民众向神灵祈求消灾避祸、排除生命困扰;与华佗神相关的灵验传说则是对民众进行生命伦理教化;村际间的朝山习俗是延续"拟血缘关系"和民众消灾祈福的信仰实践。从民间信仰中窥探民众的生命意识,对于理解民间信仰得以延续的动因、解读民众的心理诉求具有一定的价值。同样,对于构建和谐乡村社会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民俗学田野作业反思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民俗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也对民俗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认为,经过十余年的非遗普查之后,当前更需要精细的田野调查,对地方民俗进行深描与精研。非遗保护的核心和关键就是对传承人的保护,民俗学者在对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口述史记录的同时,不能忽视共同作为民俗主体的群体以及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民俗学者在田野作业时亦应当与传承人共谋合作,建立良好的田野关系。注意保护非遗的社会需求与尊重田野的学科伦理之间的张力,如何在保护的过程中不伤害非遗原本样貌始终是非遗保护的一个关键问题。

社会变迁背景下传统庙会的空间重构——以山西襄汾县黄崖村龙澍峪庙会为例

传统庙会承载着地域文化和民众的集体记忆,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山西襄汾龙澍峪庙会(华佗庙会)因当地的华佗信仰而产生,早从明代起就有记载,一直传承到现在。基于文献记载和田野调查,分析庙会空间在不同时期的构成要素及发展变化,研究发现,不同时期庙会空间构成各有侧重。从近年来龙澍峪新增的人文景观和主题活动,可以看到龙澍峪庙会重构主要表现在人文景观的扩建和文化空间的延伸。这为当地文化发展提供了创新和机遇,也为外来文化提供了栖息地,使得本土的和外来的民俗文化得到宣传、更新和融合,是对民俗文化的一种合理保护。

文化景观、历史记忆与村落传统——以泽州县拦车村为例

古村落保护中,文化景观、历史记忆和村落传统有密切关系。山西泽州拦车村的调查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和传承与村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为文化景观提供了生存依照和发展活力。公共空间为相对封闭环境中生活的村民进行社会交往提供了必要的活动场所,凝聚了他们共同的历史记忆,同时也是当地民众生存方式、社会习俗以及建筑技术与文化艺术的集中反映。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村落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延续,这正是古村镇保护的重点所在。

村落变迁中的信仰空间重构与文化传承——以洪洞县士师村皋陶信仰为例

洪洞士师村皋陶信仰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皋陶本是舜帝时期的司法官,在历史演变中拥有了神职而被民众祭祀。士师村祭祀皋陶的时间与场所均体现出祭祀主体祖先神的特征。在村落变迁中,皋陶信仰不断经历着消解和重构的过程,其祭祀空间曾在民众的视野之中消失半个多世纪,2007年后,在司法部门的介入下,士师村皋陶庙以华夏司法博物馆的形式重新回归民众的视野中。传统皋陶祭祀活动也随着祭祀空间的转变而发生变化,并在弘扬民俗文化、传承法制精神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刘大鹏《晋祠志》的个人著述色彩探究

刘大鹏《晋祠志》是一部由私人撰写的祠庙专志,其中既吸收了山西省和太原县地方志的优秀成果,也加入了自己的童年生活经历、实地调查、生命感悟,以及对道德、思想和社会现象的个人理解。刘大鹏还大量使用地方俗语,从而使《晋祠志》具有了鲜明的个人特色。《晋祠志》的研究对当今地方志的编纂有一定启发意义。

山西介休的清明传统与当代实践

清明是中国传统节日,山西介休被认为是清明节的发源地,为了解介休的清明习俗,文章以实地调查资料为主,兼用其他地方史志资料,对山西介休绵山的清明习俗进行描述和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清明节根植于农耕文化的土壤,在这个节日里,民众通过祭祀先祖强化了家庭和家族的认同感。政府在其中积极有效地引导,使清明节日向着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

晋西北家族村落现代化的繁难进程——山西河曲范庄的个案研究

范庄位于晋西北的河曲县,这里依山傍水,凝聚了农耕与游牧、中原与边塞多种文化的内涵。通过文献法、访谈法、实地观察法等形式的综合调查,可以看到当地民众的生活图景,从而由家族村落习俗角度探求其发展滞后的原因,即家族村落习俗与现代化发展的关连;进而从一般意义上加深对北方家族村落的理解,为南北方家族村落的比较研究提供实证。

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路径探析——基于山西省平顺县岳家寨的田野调查

文化遗产既是世界性的学术主题,更是当代中国的重大课题。乡村社会作为一个资源载体,对村落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实现乡村振兴、文化传承、旅游开发的基础。乡村旅游在中国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也从最初的粗放型观光式旅游发展到现在所提倡的深度旅游,对村落文化遗产的发掘与活化利用也越来越多被学术界讨论。以政府为主导的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建设乡村文化记忆馆保存村落记忆的档案模式、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是目前我国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三种主要路径。岳家寨地处浊漳河沿岸,历史悠久,自然遗产丰富,作为中国第一批传统村落较早地开始了发展旅游业的道路,是无数传统村落探求村落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对其文化遗产发展与保护路径的探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村落复兴视角下乡贤文化的传承与实践

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与文化传承很大程度上依靠地方士绅,现代社会的村落复兴与新乡贤有着密切的关系。新乡贤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村落的经济建设、公益活动、文化传承等方面,成为村落复兴的实践者,并与村落构成和谐的统一体。当下乡村社会的乡贤文化重构现象屡见不鲜,新乡贤也成为村落复兴的文化建设先驱。在乡贤驱动下,传统村落经历着不同的复兴实践历程,村落文化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乡土文化也有了传承和运行的有力保障。

人神合谋与大众狂欢:山西阳泉理家庄村“跑马陵道日”驱瘟仪式考察

送瘟神是迄今尚存于华北地区的一种传统驱瘟仪式,其渊源可追溯宋代。山西阳泉地区的"跑马陵道"是一场由各路神灵与民间集体合谋共赢的"驱瘟"活动,具有鲜明的乡土特色和历史文化内涵。这一民俗虽经历数百年岁月洗礼,但其本质内核并未发生改变。总体而言,人与神的集体性、互动性是其主要特点,特定时空内的人神合谋与大众狂欢是其内在动力。集体性的合谋最终带来大众的狂欢,在多重对峙下达到精神升华。"跑马陵道"驱瘟仪式,不仅将神与人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整合,而且呈现出一个生动、具体的华北民间驱瘟展演过程。

基于生活空间的传统村落道德建设资源研究——以山西阳城为例

道德资源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是构建美丽乡村的必要因素,对村落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传统村落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资源,如私人空间里家谱和匾额楹联所体现的对族中子弟的道德规范;村落公共空间中的庙宇和书院所具有的对乡民的教化要求;村落贤能的身先示范、以言行做引领等等,均具有厚重的文化内涵。挖掘传统乡村社会的德化资源,对于当下社会进行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乡土性和现代性、传统德化理念和现代价值观塑造相结合的村落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非遗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作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塔狮舞传承人李登山为例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非遗传承人逐渐成为文化保护中的中流砥柱。他们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扬的同时,也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着改革创新。本文将从民俗学的视角出发,以个案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非遗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作用。

文化传播视野下的异兽人鱼形象考析

影视作品中,人鱼善良、美丽、勇敢、女性化的形象深入人心,这一形象的固化多受安徒生童话故事《海的女儿》的影响。不同于西方文学与影视作品中的人鱼形象,我国自先秦时期就有关于人鱼的记载,并且它经历了由治水的神话人物到平凡的普通人的演变,性别则由男女皆有逐渐定型为女性。将人鱼的多重身份与不同性别融入影视创作中,不仅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传播与肯定,还能丰富神话类影视作品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