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资本流入与实体企业金融化:风险规避还是资本逐利

金融化是我国公司治理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文章基于“风险规避”与“资本逐利”动机,揭示了跨境资本流入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并使用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入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减弱企业金融化的“风险规避”动机;但也会通过加剧金融资产价值偏离增强企业金融化的“资本逐利”动机,且后者处于主导地位。整体而言,跨境资本净流入规模每提升1个单位,企业金融化程度会提高0.1859个单位。拓展研究表明:跨境资本流入对企业金融化的加剧作用在高财务柔性企业、非融资融券标的企业,以及处于宏观审慎弱监管期和信贷扩张期的企业更为明显;地区数字经济建设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均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入对企业金融化的推动作用;跨境资本流入不仅会提升企业金融化的整体水平,而且会加剧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本文以跨境资本流入为切入点,拓宽了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视角,对科学设计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并以此遏制经济“脱实向虚”趋势具有参考价值。

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选取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相对于非国有、高污染与高金融监管水平地区企业,数字金融发展对国有、低污染与低金融监管水平地区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力度更大;(2)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中承担中介作用,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及降低企业风险两个渠道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字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企业风险—企业绿色创新”的传导渠道均有效;(3)企业社会责任对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度提高会加剧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4)政府环境规制对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府环境规制水平提高会加剧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5)媒体关注度会正向调节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即媒体关注度上升会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研究成果一方面丰富了数字金融对企业微观投资行为影响的理论研究,也进一步扩展了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促进了宏微观互动研究;另一方面,该成果为实现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有效结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国“双碳”目标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银行贷款质量吗?--基于中国123家商业银行的证据

选取2010—2019年中国123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贷款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贷款质量具有提升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城农商行贷款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大。流动性错配与贷款集中度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贷款质量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流动性错配与贷款集中度双重渠道来影响银行贷款质量,“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流动性错配/贷款集中度—银行贷款质量”的传导渠道均有效。跨境资本流动对两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加大会减弱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贷款质量的提升作用;银行业景气度对两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银行业景气度提高会加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贷款质量的提升作用。

跨境资本流动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兼论宏观审慎政策与资本管制措施的作用

随着中国有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各渠道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显著提升。文章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系统地考察了跨境资本流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表明,跨境资本净流入规模增加会提升企业长期投资规模,从而加剧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并且跨境资本直接投资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助推力度最大;跨境资本流出规模增加会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拓展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管制措施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且相比之下,资本管制措施的调控作用更强;管理者短视和财务柔性是跨境资本流动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传导渠道;跨境资本流动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在低杠杆企业以及处于低竞争行业、全球供应链参与度高的地区和货币收缩期的企业更明显。

数字金融是否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170家商业银行的证据

本文选取2011—2018年中国170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有促进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数字金融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力度更大。数字金融通过影响银行收入结构来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数字金融-收入结构-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有效。银行竞争度提高会减弱数字金融对银行主动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但对数字金融与银行被动风险承担关系的调节作用无效;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金融监管力度加大会减弱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金融监管的风险约束有效。该成果可为防控中国银行业信贷风险提供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盈余管理促进了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吗?——外部审计质量和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

本文选取2013—2018年中国110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对盈余管理与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探究其影响机理。研究表明:第一,盈余管理对银行流动性创造具有促进作用。银行通过降低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规模来提升盈余管理程度,由此引发银行信贷扩张,促进银行流动性创造。第二,盈余管理对银行流动性创造存在异质性影响。相对于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盈余管理对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促进力度更大。第三,提高银行审计质量会加剧盈余管理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相对于震慑效应而言,高质量的银行外部审计对银行管理层更具增量信息传递效应。第四,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剧盈余管理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银行存在金融顺周期放贷倾向。货币政策调节作用仅对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有效,对农村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对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更具敏感性。

经济政策变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低市盈率、高竞争地位、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低盈余管理程度、成长期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权力提高会加剧代理问题,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投资扩张,由此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加大企业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在风险效应与资本效应双重约束下,企业将缩减金融资产配置规模而降低金融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