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249藏文音写四分律抄断片

法藏PT1249号残片,是用藏文音写的汉文文献,其内容难以解读,以往并无人涉及。笔者通过对该残片的研究认为:其内容是式叉摩那受大戒时所使用的问答的一部分,除了起首的导言外,作白的语句均是抄录自《四分律·比丘尼揵度》。目前为止,从未发现有使用藏文音写的汉文律藏文献。而与该文献完全一致的汉字文本,似也未能留存下来。不过,受戒时此类对白是必须的,因此必定为僧尼所记诵。从其对音的特点来看,该写本时代约在吐蕃统治时期。本文提出藏汉文的对照文本,不见于《四分律》的部分语句由笔者按照对音补缺。据此文献可知,在吐蕃时期的敦煌,不识汉字的式叉摩那也能够受大戒,成为正式的尼师。而这一残片除了丰富我们对敦煌佛教的实际情况的认识之外,也加深了我们对敦煌语言文字的理解。

古代西北方言的下位变体

在中世纪的中国,西北方言是汉语重要的一支。它在广大的西北地区使用,在中国与中亚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在敦煌、吐鲁番及中亚各地发现的古藏语、粟特语、于阗语和回鹘语等古语中所包含的大量汉语词汇,无一例外地表现出西北方言的特点。但是如果考虑该方言分布之广,就可以想象其中产生了较多的变体。关于西北方言的下位变体,由于缺乏可靠的音韵材料,向来没有受到足够关注。藏文对音、回鹘字音、西夏语等材料表明,古代西北方言中确实存在一些十分明显的变体。

京都兴圣寺现存最早的《大唐西域记》抄本

文章介绍了日本京都兴圣寺现存的《大唐西域记》抄本,并与今存的其他各种版本的《大唐西域记》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兴圣寺所藏抄本为存世最早。

羽田亨与敦煌写本

历史学家羽田亨于1919年旅居欧洲时收集了大量的敦煌写本照片,自1935年起通过药商武田长兵卫购买了432件李盛铎旧藏写本后,又用了八年时间四处收购,使其敦煌写本收藏数量达735件,为日本国内敦煌写本收藏之最。同时,他还积极收集了日本各地古籍书店、博物馆以及中村不折等收藏家所藏敦煌写本的图片资料。

日本学者品评伯希和对汉学的贡献

伯希和在学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欧洲东方史研究领域是出类拔萃的，而且他在日本都享有极高的荣誉。然而，大部分日本学者开始得知“伯希和”这三个字，仅仅是在伯希和从中亚凯旋归来之后。正如敦煌学界所普遍熟悉，伯希和先回到河内，

敦煌遗书与汉语史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敦煌遗书中作为语言方面的材料,如古逸文献,对音资料以及敦煌学中重要的河西语言圈中的语言史材料,梳理了学界由敦煌文献为汉语史研究带来的新见解,指出今后的研究重点及发展路子。

伯希和与内藤湖南

伯希和与内藤湖南是两位在20世纪东洋史研究中留下诸多业绩的汉学界泰斗,对敦煌学研究的贡献尤为卓著。从很早开始,他们便对彼此有所耳闻,但直到1924年夏,内藤赴欧视察访书之际,两人才终于碰面,并建立了密切的学术交流关系。本文依据法、日两国收藏的第一手史料及大量珍贵照片,在追寻连接两位学者共同点的同时,亦考察围绕敦煌古文献的研究,他们之间所展开的互动关系。

《大唐西域记》在日传承问题

一 《大唐西域记》是中国唐代高僧三藏法师玄奘在结束了他历时十七年的印度求法之旅返回长安之后,奉太宗皇帝之命而撰写的一部著作。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春抵达都城长安,彼时恰逢太宗因征讨高丽之故而暂离长安,会兵于洛。为军事备战而百般忙迫之中,太宗在洛阳的仪鸾殿诏见了玄奘,并以“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宜修一传,

吐蕃時期敦煌的寫經人

大量的藏文寫經没有流失到國外而是留在甘肅省内敦煌等地,這已是衆所周知的,但其全貌過去未能完全弄清~〔1〕。然而前年(2011年)秋天出版了大部頭的《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敍録》~〔2〕,稱之爲學界盛事也毫不爲過。該《敍録》介紹了敦煌市博物館等甘肅省内的博物館。

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廣東俗曲目稿

以下爲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 di Roma)所藏的一套廣東俗曲類文獻的簡目。本書目按體裁分類,依次著録每一種書的書名、出版書肆名稱、葉數、編號(斜體)與注記。同一種書有時存在複本,其數量甚至多達十幾册。例如下文中“南音”類第三種《五諫才郎》,存有複本的三册(編號爲114~116)。這種情况下,則在編號一欄標記爲“114~116(複本)”,以記明同一本書複本存在。相反的,若没有“(複本)”的標記,則表明該書由複數的册子組成,敬請注意。

日藏敦煌遗书的来源与真伪问题

现在日本藏有为数不少的敦煌写卷,尤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从中国流入的敦煌遗书数量特别多。著名的李盛铎旧藏卷子的真品已经在1935年归于羽田亨之手而目前藏在大阪杏羽书屋。但其他收藏单位称为李盛铎旧藏的敦煌遗书也不乏其例。这些写卷大部分经由商业渠道出售给收藏单位,来源不可置信。来自李家的根据之一便是"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但此印早受到怀疑,至少存在很多伪印,而且李盛铎本人也从来没用于敦煌写卷真品上。本文以杏羽书屋晚期收藏的写卷以及藤井有邻馆收藏的称为何彥昇旧藏的写卷为例揭穿了伪造写卷的实例。

关于吐鲁番探险与吐鲁番文献的私人备忘录

吐鲁番文献是发现于高昌故城与交河故城这两大城市遗存和吐峪沟、柏孜克里克、胜金口、木头沟这些寺院遗址(千佛洞)等广泛分布的遗迹,与几乎全部出自莫高窟的一个洞窟(藏经洞)的敦煌遗书显然不同。因而只要存在详细的报告或现存写本中有发掘地点的相关记载,想要追踪了解各国探险队具体是在何时何地发现何种物品虽然并非不可能,却也需要极其繁杂的作业。本文就19世纪末以来俄国、德国、日本在吐鲁番的探险及其所获物品的现状进行很简单的粗线条描述,兼供备忘之用。

猿投神社的汉籍

猿投神社是一所位于日本爱知县丰田市的古老神社,以保存古代汉籍写本而广为人知。该神社所保存的汉籍共计有八种,分别是《古文孝经》《春秋经传集解》《论语集解》《帝范》《臣轨》《史记》《文选》及《白氏文集》,这些汉籍写本皆已被指定为重要文化遗产。然而,这些汉籍写本在当时并非罕见的版本,而是极为普通的读本。日本镰仓时代以后,京都的学问逐渐影响至关东及其他地区,镰仓时代武家学问的精髓以金泽文库及足利学校的藏书为代表。不过,我们对地方寺院与民间的实际状况未必能够从上述藏书得到充分的了解。若欲探讨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初期汉学的平均水平、阅读内容及所使用的文本等问题,猿投神社收藏的汉籍写本将不失为宝贵的资料。

钟彤澐其人及其著作

二十世纪初,随着斯坦因和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一洞窟内获取大量古代写本并带回其母国,敦煌一跃闻名世界。而在中国,这一时期千里迢迢寻访敦煌的人并不多,记录石窟情况者更少。1923年,甘肃督军陆洪涛的幕僚钟彤澐曾到敦煌一游。之后,他在兰州出版了《雪泥三记》和《轮蹄集》两部著作,书中较详细地记录下作者所见千佛洞的情况。因钟彤澐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留下莫高窟游记的人之一,其记录在敦煌学史上具有一定的价值。然以往学界对钟彤澐及其著作关注甚少,本文综述两部著作的流传情况及内容,并对钟彤澐在千佛洞发现碑文和写本的详细情况作一介绍。

從非漢字的角度看漢字文化

中國使用漢字的歷史已逾三千年。衆所周知,漢字乃中華文明之精華,一直以來,爲中華思想、文學、科學和藝術的源泉。漢文詩詞,優美流麗,至今仍爲大衆所傳唱,漢字文化,深邃莊重,長久以來就是人們的精神食糧。縱觀歷史,漢字的使用在中國不曾間斷,大量文獻都是由漢字書寫,其已成爲人類文化遺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可知,漢字與中國文化互爲表裏,不可分而論之。由古及今,漢字是現代中國人日常語言生活中的重要工具,社會生活的順利進行,漢字是不可或缺的:閲讀報紙、雜志.

中國典籍日本古寫本研究創刊詞

20世紀初,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中發現了大量宋以前的寫本,完全顛覆了學界此前認爲宋元古槧保存着最正確的文本這一常識。唐代及唐前文本的出現,爲中國典籍研究提供了新的指針。然而,這些新發現的材料多非完帙,常常只是一些非常小的片斷。另一方面,日本所傳承的中國古代典籍有許多是比較完整的,從這個意義上看.

中國典籍日本古寫本研究第二期卷首語

繼去年之後,很榮幸又推出簡報第二期。首先想向各研究課題承擔人、合作研究者和以各種形式協助研究活動的人士表示感謝。本簡報以介紹基礎研究《中國典籍日本古寫本的研究》部分活動爲宗旨,擬將重點放在快速報導每年的調研成果方面。上一年度主要以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寫本爲調研對象.

原本《玉篇》卷九札記

收藏於早稻田大學的日本國寶——原本《玉篇》卷九,起始於言部的中途,結束於幸部第一百十七“執”字注釋的中途,中間部有缺失。現存寫本第一行是“話”字的完整注文和其異體字“譮”,從行首有音注“胡快反”可以推測前一行的末尾寫有“話”字。此處恰爲紙張的連接處,故未因破損而缺失。卷九應起始於言部的開頭部分,因此根據參考《玉篇》而編纂的《篆隸萬象名義》來數,可以得知缺失了從“言”字至“調”字共七十四字。

旋風裝是否行於日本?

飛鳥奈良時代以來傳至日本的中國典籍,無論佛書外典一般都是卷子本,即卷軸裝。平安時代中後期,逐漸出現册子本。不過,寫本時代的書籍裝幀無疑仍以卷軸裝爲主。中國的裝幀方式也存在由卷子本向册子本演進的過程。卷軸裝漸被舍棄,册子裝則愈益得到廣泛的應用。及至宋元以降的刻本全盛時代,卷子本完全被册子本取而代之。當然,册子本這一裝幀形態本身也存在一個演變的進程.

舊抄本古文《尚書》與内藤湖南

殘存日本的中國古籍爲數不少,其中古寫本古文《尚書》獨具意義。西漢魯共王破孔子舊宅擴建宫室之時,自孔壁中發掘出形似蝌蚪般的古體文字書籍,其中即包括《尚書》。孔子十代孫孔安國以當時通行的隸書重新抄寫之,世稱“隸古定本”,但其中依然存在不少至今也難以識讀的文字。唐玄宗天寶年間,“隸古定本”中的文字皆改寫爲今文,從此世上再無“隸古定本”。然而,殘存日本的幾部《尚書》寫本却保留著“隸古定本”的原貌,堪稱極爲珍貴的研究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