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暖风和开桃李,笔酣墨浓写春秋——访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高红贵教授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我们如约采访了经济学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高红贵教授。这位和蔼亲切的女士、孜孜不倦的学者,一直致力于企业资源环境经济的领域的研究,并取得累累硕果。随着访谈的不断深入,我们越发被高红贵老师严谨治学的科研态度所感染,一位专心治学、温婉亲切的老师形象越发地清晰了起来。

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的理论逻辑、内涵特征与实践向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国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的思想结晶,是通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该道路立足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是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分析理论逻辑和内涵特征的基础上,探讨推进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的实践向度:坚持以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经济社会发展为基本思路;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总抓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为基本路径;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能源转型变革,推进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

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的推行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1年长江流域重点断面水环境质量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的政策效应,并讨论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发现:(1)短期内“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可以显著降低长江流域COD和NH3-N含量,COD的改善程度优于NH3-N,水质有所提升,长期内“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的环境保护效应逐渐减弱,不具有可持续性;(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政区单元”河长制的政策效果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经济水平较高的中、下游地区政策效果优于经济水平较低的上游地区;(3)省际边界污染检验结果表明,“政区单元”河长制下,长江流域省界地区存在“以邻为壑”的行为,长期来看“政区单元”河长制并未明显改善整体水质。

府际演化博弈下长江流域空间治理转向

文章构建了河长制下长江流域省际协作治理中的中央政府与两个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三方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三方的行为演化及其稳定状态所需条件,并对参数赋值仿真模拟三方的博弈行为。研究表明:河长制下长江流域的省际主动协作治理不能自发实现,中央政府纵向权力的积极介入是促成长江流域省际协作治理达成的关键因素;根据三方博弈行为仿真模拟及稳定点分析,提出了设计“长江流域单元河长制”政策体系,优化长江流域单元纵横治理边界,重塑长江流域治水部门的“条”“块”权力结构,构建省际共建共治共享的流域整体性治理的政策建议。

湖北省财政性科研投入效率测度及时空演化

文章利用SBM模型测度了2011—2020年湖北省12个地级市财政性科研投入产出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变化趋势,借用莫兰指数与Kernel核密度估计函数刻画了湖北省财政性科研投入产出效率的时空动态演化特征。研究发现:从整体看,湖北省地级市财政性科研产出效率整体较高,且呈增长趋势,纯技术效率波动与综合效率升降趋势较为同步,区域效率差异主要源于规模效率;在时序上,地级市相继由低值区向高值区跃迁,处于低值区的地级市数量在减少,处于高值区的地级市数量在增加,技术进步与技术扩散在加快;在空间上,高效率区域和低效率区域间存在趋同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块分布特征,高值区域可以拉动低值区域的绩效水平,区域间的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

生态文明绿色城镇化进程中的困境及对策思考

生态文明的城镇化真谛是绿色城镇化,绿色城镇化既要实现城镇的绿色发展,也要实现农村地区的绿色发展。由于工业文明的城镇化建设缺乏生态资产的统一管理,生态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生态补偿机制匮乏、公众的生态文明低下等等,这些严重阻碍了生态文明的绿色城镇化进程。文章对生态文明的绿色城镇化道理及其推进中的困境与对策选择进行了阐释。

创建多元性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及实现形式

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适应我国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与要求,我国的生态环境现状和人口压力迫切要求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道路,生态经济作为实现绿色经济宏伟蓝图的有效途径之一,对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和框架的构建有着巨大的启示。同时,绿色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并无太多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因此,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的建立和发展,必须从我国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出发,充分构建生态省、生态城市、生态社区的三级绿色经济发展路径,创建多元化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和实现形式。

我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融合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从经济发展、环境建设、制度实施三个方面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我国30个省份进行定量评价,结果显示,我国各省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融合发展的水平存在着东部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的局面,其中大部分省份是一个起伏下行的趋势,最终针对如何更好地融入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构建研究

气候变暖正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存和发展,迫使人类重新思考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现有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发展绿色经济。绿色经济是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以遵循和借鉴,中国应该根据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区域实际情况构建多元化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为此,提出了积极发展绿色财政、加强绿色经济的市场基础设施与市场机制建设、推动绿色科技创新等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论建设生态文明的生态经济制度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夯实制度基础。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既包括制度的建立,也包括制度的完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能适合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的生态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符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求的法律法规制度。

湖北环保产业投融资现状及资金供需矛盾的纾缓策略

随着湖北省环保产业的迅速发展,环保产业的资金需求越来越大。由于投入力度不足,资金缺口随之拉大,资金供需矛盾日益凸现。通过对湖北省环保产业投融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了资金供需矛盾及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舒缓矛盾的策略。

两种发展观视域下的绿色经济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随着人们认识的拓展和深化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观,以及对绿色经济有不同的理解。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绿色经济不是以环境经济学,而是以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黑色经济形态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绿色经济形态是在生态文明理念下形成的,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最佳发展模式。因此,必须大力推进绿色经济发展。

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

以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为研究视角,从产业转型升级、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4个方面构建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2007—2016年长江经带11省(市)面板数据,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根据所得数据从空间尺度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在-0.4~0.37之间。其中,上海最优,四川最差,产业绿色发展整体水平从下游地区到中游地区再到上游地区呈逐渐递减趋势。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Moran's指数显著为正并呈现空间正相关特征。因此,提升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必须发挥下游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强下游地区和中、上游地区间的交流合作,构建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绿色承接产业转型模式,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中的诸方博弈研究

绿色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模式。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多方博弈过程。本文通过建立"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模型、精炼贝叶斯博弈模型和一般博弈模型,分析了绿色经济体系构建中的诸方利益博弈关系。不同的博弈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央政府以公共利益长期化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诉求、地方政府政绩导向诉求、企业围绕利润最大化原则和消费者在一定观念指导下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诸方利益诉求的交集在于实现社会经济的绿色化,减少污染。研究结果表明,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目标和责任目标与政策执行人员自身利益相挂钩的制度安排是制约污染者的有效路径,制度实施机制对制度实施程度及效率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建议通过建立监管者的奖励机制、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评价、提高执法者的综合素质,强化企业治理污染的约束机制和提高对消费者绿色消费的补贴机制才能妥善处理博弈各方的利益诉求,顺利实现绿色经济发展。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几点思考

生态文明是一种目标、理想或发展愿景,生态文明建设是迈向或实现生态文明的操作途径和实践过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确立生态主导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和谐生态经济发展的创新性、时代性的新战略,实施生态经济优先发展、经济生态化发展、以人为本和以生态为本同时并举的前瞻性与方向性的新方针,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经济制度、考评制度、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法律制度建设。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测度

文章构建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采用耦合协调评价模型对2000—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测度,对各区域特点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相似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分布,呈现出由上游到中游再到下游逐渐上升的总体格局;使用空间反距离矩阵,运用SEM模型,认为人均GDP、第二和第三产业占比、人口密度、教育经费投入对于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下游地区,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三产占比,使用清洁能源;对于中、上游地区,应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以产业带动为动力,实现以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为目标的内涵式城镇化发展模式。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碳市场价格的影响——来自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良好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一环。当前,中国碳市场交易价格显著偏低,将加大“双碳”目标达成的阻力。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作为市场外部因素,对碳价产生较大影响。本文以中央环保督察为例,基于2014—2020年试点地区的碳市场交易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将推动碳价上涨,促进碳市场的发展。这一现象的形成机制包括:(1)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会通过降低碳配额供给,推动碳价上升;(2)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倒逼企业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碳价上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还将促进碳交易活跃度。为落实“双碳”承诺,未来应加强碳市场的建设并构建成熟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

淮河流域水污染管制的制度分析

淮河流域是中国水污染最严重的流域之一,也是第一个真正大规模开展水污染管制的流域。在目前的管制制度下,淮河流域的管制是低效率的,虽然短期内政府可以用行政命令的管制方式达到水环境改善的目的,但不能长久。只有建立责任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改变目前的管制制度,才能提高淮河流域的污染管制效率。

异质性环境规制能否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基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中介与门槛效应

当下我国环境规制可归纳为三种形态,即命令型、市场型和自主型,环境规制不仅能够依靠制度的倒逼效应来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促使其进行生产技术改造,同时也能够依靠制度的市场效应来助推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利用SBM-DEA模型来测度中国30个省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可以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而市场型、自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则产生了正向影响;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在命令型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存在负向的部分中介效应,而市场型、自主型环境规制则可通过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进而有效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当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处于较低水平时,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难以有效倒逼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因此,要加大力度发挥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提升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研发力度,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农民增收减负: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1990年代以来 ,农业的发展由于更多地受到市场的影响 ,出现了产品卖难、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税费过重等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收入增加和负担减轻的两大难题 ,要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和稳定的发展是很困难的。关于农民增收减负的措施很多 ,关键是要有新的思路 ,采取新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