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论语》译者风格研究——以理雅各、华兹生英译本为例

基于语料库技术,该研究自行构建一个小型语料库,并利用Antconc4.2.0检索软件对《论语》两个英译本(理雅各和华兹生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该研究专注于词汇和篇章两个层面,旨在探讨翻译目的、译者身份、显化策略以及语言差异对译者风格的影响。研究结果揭示了两译本的译者风格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在共性方面,两个译本都注重强化译文的衔接性,强调添加连词、人称代词主语等方式。在特性方面,华兹生作为学者型汉学家,词汇丰富度更高,主要采用异化策略来翻译文化负载词,且显化策略在连词使用上更为突出;相对而言,理雅各身份为传教士型汉学家,他的基督教倾向在译文中更为显著,语篇也更为简洁且流畅。

晚明社会文化语境下士大夫对西学的接受

晚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西学”主要指来自欧洲的科学技术和有关天主教的宗教文化知识。二者对晚明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较之于自然科学,有关天主教的文化知识对晚明中国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这与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具有极大的关系。晚明中国因科举取士的制度传统,其自然科学相对于西方,具有“弱势”特点,因而容易接受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而儒释道合流的文化系统却让晚明中国人在信仰上比较“成熟”,因此很难接受作为信仰文化的天主教文化。这种文化现象也符合以色列著名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

无处不在的“天主教中心主义”——论《圣经直解》翻译中的文化取向

作为赞助人,耶稣会支配着晚明耶稣会士对《圣经》的翻译,这是《圣经直解》成书的重要背景,也决定了其节译福音书时的文化取向。它对福音书的节译整体上没有"适应"中国本土的思想观念,而是极力彰显福音书中体现的天主教的教义,忠实于教会和《圣经》的旨意;其"直解"部分也表明天主教文化被视为"中心文化",缺少了对译入语文化的宽容,更没有多元文化共存的理念。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自主学习”教学模式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就是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要求他们学会自学,仅此而已。实际上,科学的"自主学习"教学模式远没有这么简单,它是"自主学习"理念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具体体现,这种教学模式是现代高科技的产物,需要配备能熟练地运用现代的互联网和软件技术的教师,而且它有其独特的课程设计和教学管理。"自主学习"教学模式的必要性是由我国目前乃至以后大学英语教学的规模和特点决定的,它尤其可以补充我国目前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的不足,它的教育理念与教育自身的根本任务完全一致。

《浮士德》对《约伯记》的继承与超越

分析了歌德的《浮士德》在情节和思想上对《圣经.约伯记》的继承和超越。《浮士德》的开篇和结尾与《约伯记》相似,两者具有深层意义上的联系。约伯为自身辩白的行为隐约表现了人类不愿任上帝摆布的自我意识,但《约伯记》总体表现的是"上帝万能"的思想,而《浮士德》则全面展示了人的情感与理性,以人为中心,提出了理想人生的精神追求。

文学的文化性与文学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研究

首先从文学翻译研究对象(即文学)的文化特征和意识形态特征着手,探讨文化研究在文学翻译研究中的必然性与必要性,然后结合事例重点论述文学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研究的两个具体层面:文化比较研究和文化"改写"与构建的研究,最后指出此种文化研究有利于减少文化交流中的误解与冲撞,有利于认识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及文化价值,有利于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顺利与深入进行。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英汉词汇的不对应及其翻译

英汉词汇不对应的现象越来越受人关注,因为它会导致翻译者对英汉文本的曲解或误解,甚至阻碍翻译;本文不仅系统地分析了英汉词汇不对应的特征与原因而且探求了其翻译的合理的原则和方法。

述译:《庞子遗铨》中圣经的“名”与“实”

《庞子遗铨》是耶稣会士的初期作品,虽然是一部诠释天主教教义的著作,但在尚无汉语圣经的情况下,它频繁使用"圣经"一词,对圣经内容予以述译,这均可视为圣经汉译的前奏,既孕育着汉语中原有"圣经"一词的新义,也为后来的圣经汉译铺垫了基础。今天看来,"圣经"一词在庞迪我笔下"名实不符",但是着眼于圣经汉译史,《庞子遗铨》却不该被忽视。

翻译文学的文化杂合性及其文化批评范式——以文化诗学为理论参照

由于视角或侧重点的不同,文化诗学有三大流派:巴赫金文化诗学、中国派文化诗学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以巴赫金文化诗学为视角我们能够准确认识翻译文学的本质属性———文化杂合性,而中国派文化诗学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翻译文学文化杂合性的内涵;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为构建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范式提供了理论参照,即:立足于译文与源文的差异从"译者"、"文本"和"(翻译/接受)事件"三方面对翻译文学进行文化批评。

文学翻译的跨文化性及其教学内容探讨

文学翻译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语言转换和艺术再现的跨文化活动,跨文化性是文学翻译的内在属性,但此属性在传统的文学翻译教学中往往被忽视或重视不够。基于文学翻译的跨文化属性,针对王守仁指出的外语教育存在的问题,文学翻译教学应该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内容,即在训练学生的语言转换和艺术再现技能的同时要加强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教学中增加中西文类比较的内容,并以欣赏和分析中西文学经典的名家名译为主,同时要适当增加文学译介史的内容。

论翻译文学的文化杂合性及其归属——从巴赫金的文化诗学论起

跨语言、跨文化是翻译文学与生俱有的特性,由于巴赫金文化诗学特别凸显了文学的民族文化性,所以借助于巴赫金的文化诗学论述了翻译文学最具本质性的一种特性———文化杂合性。文化杂合性使翻译文学既不属于外国文学也不能简单归属于民族文学,使翻译文学研究有其独特的研究内容和价值。探讨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民族文学三元共存的意义。

植物-土壤渗滤系统处理农村生活污水

采用植物-土壤渗滤法对桃江县某农村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研究,结果表明,该复合体系对BOD5、COD、TN、NH4+-N、TP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73.5%、76%、85%、89%、85%,出水均达到国家一级排放标准。通过实验证明了该工艺在对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基于扎根理论的广告语修辞传播效果分析——以汽车英文广告语为例

广告现今已成为现代商业信息的有效传播途径,对于吸引潜在消费者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修辞手法在广告语中的应用对广告的影响力有着重大意义。本研究旨在探究广告语中的修辞手法是否能够吸引潜在消费者的兴趣,其对广告传播效果有着怎样的影响。文章选取了十五条世界经典汽车广告语,以高校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质性研究方法获取访谈资料,并以扎根理论为指导,整理归纳出了注意价值和记忆价值两则编码,指出修辞手法的应用可以有效增强广告语的感染力与影响力。

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冲突问题分析--以跨国公司的争议性广告为例

跨文化广告是跨国公司进行产品营销,占领他方市场的重要手段。而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争议性广告频频出现,跨文化冲突不断。根据CSSCI数据库归纳整理争议性广告案例,并基于霍夫斯泰德的跨文化维度理论,比较分析中国与争议广告主所在国的文化差异;构建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冲突因素冰河模型,具体分析跨文化广告传播冲突原因;最后提出应对策略,为中国品牌广告跨国传播提供借鉴。

从《西游记》“水帘洞”英译看文本变异现象——以余国藩和詹纳尔版本为例

《西游记》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古今中外,广为流传。花果山水帘洞也因此为大众所熟知,但是受众多影视和动画作品的影响,大众对《西游记》原著中的世界多少存在一些误解;相较之下,英译本中向读者传达的《西游记》又是什么样的呢?该文以余国藩和詹纳尔英译本为例,通过对比两位译者有关"水帘洞"的译文,研究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是如何再现原文本世界的。

利玛窦的文化身份与其翻译策略和效果

Deus(God)、anima(soul)和diligere/caritas(tolove/love)是天主教话语体系中的三个重要词语(概念),它们的现代汉语对应词通常分别是“上帝”、“灵魂”和“爱”,这种对应关系是始于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本文基于文本的解读,分析“上帝”、“灵魂”和“爱”三个译词在《天主实义》中的产生,从而探讨利玛窦的文化身份与其翻译策略和效果的紧密关系。

平行研究在中国--兼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特征

平行研究这一范式在比较文学学科中取得合法性的地位归功于美国学派,它也是美国学派的标签。20世纪80年代复兴的中国比较文学深受美国学派的影响,沿袭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界定,甚至很多人误将平行研究等同于美国学派的研究范式。实际上,就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实践来说,平行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并不是在美国学派形成以后才有的,而是与生俱有,在内涵上也并不局限于美国学派的研究范式,它体现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跨文化的独特性,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存在的根本依据。

颠覆儒家“忠孝”根本——论《天主实义》对《圣经》中的“Deus”和“diligere”的翻译

学界一直普遍认为,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晚明耶稣会士在中国推行的是"适应"政策,走的是"补儒易佛"的道路。然而,如果以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为视角,我们会发现《天主实义》中对《圣经》中的名词"Deus"(God)与动词"diligere"(to love)的翻译实为"异化翻译",即以天主教为本位,以古儒的概念翻译和阐释天主教的词汇,这与译入语晚明社会的主流儒家形成了"对抗"。用"上帝"或"天"翻译"Deus"势必会"颠覆"晚明的"天子"政治理念,因为人人都是由"上帝"或"天"创造的,所以人人生而平等,这样"忠"就失去了合法性;用"爱"(diligere)等同于儒家的"仁",势必使人们舍"孝敬父母"而取"爱天主",这样儒家的"孝"也就从根本上被"颠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