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兵制渊源初探

南诏兵制之渊源大致可分为三元。其中,南诏内部多元文化为根本因素;以唐朝为代表的中原军政文化为直接因素;吐蕃告身、器物等制度文化对南诏兵制的影响则最小,是为表层因素。在南诏与唐、吐蕃的不断交往中,这种既荟萃了多种文化因子,又凝聚了本土特色的多元军事制度逐渐形成。究其实质,是云南地区多元文化走向一体化格局的反映,亦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委悉具书”与“《春秋》遗意”:两《唐书·本纪》记云南事之再比较

《旧唐书》与《新唐书》的“本纪”部分均记载了云南地区史事,且表现出不同的史学特征。内容方面,《旧唐书》的记载丰富、翔实,却有“委悉具书,语多支蔓”的问题;《新唐书》叙事简略,但亦“删削过甚”,有害于史书意涵的准确表达。义例方面,《新唐书》较之《旧唐书》更能体现出“《春秋》遗意”,但并未完全落实于史书内容。总体来说,两《唐书·本纪》记云南事,保存了云南地区相关史料,反映出唐廷与西南割据势力的客观历史关系及深沉的时代气息。

论两《唐书》书写云南事及其“云南认识”之异同

新、旧《唐书》记载云南地区史事,分别集中于《南蛮传》与《南蛮西南蛮传》。由于唐至北宋中期地缘政治与学术风气的变迁以及二书史源的差异,两部《唐书》对南诏及云南地区各部族的认识有所区别,即在认同云南作为王朝国家“天下”秩序之一员的前提下,产生了差异。《旧唐书》将云南地区视为王朝国家藩属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强调中原与云南的物质文化交流;《新唐书》将云南视作可与中原政权逐鹿天下的地方割据势力,并重视战争史的记载,呈现殊途同归的历史思想发展趋势。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两部《唐书》“云南认识”的差异,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史学发展的阶段性表达。同时,作为中国古代云南地区史学发展的一部分,它们的精神内核又具有趋同性。

七十余年《蛮书》研究的学术史述论

樊绰《蛮书》是现存唐人记载云南地区史事的唯一专书,亦是南诏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自1949年以来,学界在前人基础上对《蛮书》进行了全面研探,大致可分为校注、内容考辨以及学术价值探析3种类型,呈现出多视角的研究趋势。这3类研究各有特点,既促进了学界对《蛮书》文本的细致解读,又对深入认识南诏历史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