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2021年成都市HIV-1抗病毒治疗失败者耐药情况分析

目的 分析成都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1,HIV-1)抗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失败者耐药情况。方法 收集2017—2021年HIV-1 ART失败者治疗半年以上的血浆样本,进行耐药检测和亚型分析。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2017—2021年成都市ART失败的4 315例HIV-1感染者基因型耐药检测,成功获得序列3 421例,扩增成功率为79.3%。1 645例出现耐药,耐药率为48.1%(1 645/3 421)。不同年份耐药率分别为49.2%、43.4%、46.7%、51.3%和47.4%。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NRTI)、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on-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NNRTI)和蛋白酶抑制剂(protease inhibitor,PI)的耐药率分别为24.6%、45.1%和3.0%。基因亚型以重组型(circulating recombinant form,CRF)07_BC为主,占比49.5%(1 694/3 421);CRF07_BC、CRF01_AE、CRF08_BC、B、CRF55_01B和其他亚型的耐药率分别为42.3%、52.4%、50.8%、69.1%、72.4%和5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0.6,P<0.001)。NNRTI最常见耐药突变位点为K103(57.6%),奈韦拉平(NVP)和依非韦伦(EFV)的耐药率最高,分别为44.3%和43.9%;NRTI最常见的耐药突变位点为M184(41.9%),阿巴卡韦(ABC)、拉米夫定(3TC)和恩曲他滨(FTC)的耐药率最高,分别为23.2%,23.1%和23.1%;PI主要耐药突变位点最常见为M46(2.9%),次要耐药突变位点最常见为Q58(2.1%),奈非那韦(NFV)耐药率最高,为2.1%。结论 成都市近五年HIV-1抗病毒治疗失败者耐药率较高,耐药突变位点多且复杂,需定期监测,以期达到有效治疗。

肺炎克雷伯菌基因无痕敲除方法的建立

目的建立可行的肺炎克雷伯菌(Klebsiella pneumoniae)基因无痕敲除方法。方法 PCR扩增得到目的基因上下游同源臂融合片段,将其克隆到自杀载体pKO3-km,构建重组质粒。提取重组质粒,通过电转化转入肺炎克雷伯菌NTUH-K2044中,在43℃条件下培养筛选得到重组质粒整合到细菌基因组上的重组子,再利用质粒pKO3-km上的sacB基因在含蔗糖的平板上反向筛选得到突变株。结果与结论成功构建突变株,且突变株基因组上没有任何抗性筛选标记残留。该研究为肺炎克雷伯菌基因功能研究提供了基因敲除技术。

HIV-1病毒学抑制者的总HIV DNA水平及其相关因素初探

目的了解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中达到病毒学抑制后(病毒载量<50cp/ml)的外周血总HIV DNA水平,初步探索总HIV DNA水平及相关因素。方法纳入2019—2020年成都市在治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HIV-1)感染者,收集人口学和ART信息,采集乙二胺四乙酸(ethylenediaminetetraacetic acid,EDTA)抗凝全血,检测外周血总HIV DNA、病毒载量(viral load,VL)和部分T淋巴细胞亚群(CD4^(+)、CD8^(+)、CD38^(+)CD4^(+)、CD38^(+)CD8^(+)),以总HIV DNA分组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109人HIV-1感染者符合标准,其外周血总HIV DNA有65人低于定量下限(10cp/106细胞),44人介于10.63~223.77cp/106细胞。以定量下限分为低HIV DNA组和高HIV DNA组,在年龄、更换ART方案率、治疗前基线CD4^(+)、当前CD4^(+)、CD38^(+)CD4^(+)和VL方面,2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059、χ^(2)=3.922、t=3.841、t=2.869、t=2.305、U=1719.5,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未更换ART方案、治疗前基线CD4^(+)<200cells/μl和VL<20cp/ml在模型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0.31、6.25、6.73,P<0.05)。结论在ART达到病毒学抑制的HIV-1感染者,其外周血总HIV DNA水平有一定个体差异;不更换ART方案可能是总HIV DNA的保护因素,而治疗前基线CD4^(+)<200cells/μl和病毒载量极低拷贝(VL<20cp/ml)可能是总HIV DNA的危险因素;这些因素与外周血总HIV DNA的关系需进一步探究。

HIV-1感染者治疗后的T淋巴细胞异常激活研究

目的 探讨外周全血中异常激活的T淋巴细胞亚群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HIV-1)感染者免疫功能恢复的关系,探讨HIV-1 DNA病毒库的大小与T淋巴细胞亚群的关系。方法 以2019年7月–2020年5月进行常规检测的HIV-1感染者为目标人群,入组时根据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治疗后CD4+T细胞是否达到500 cells/μL,将HIV-1感染者分为两组,其中缺陷组76例,无缺陷组61例。同时选择22例未暴露且HIV-1抗体检测阴性者作为对照组。对以上3组人群的T细胞亚群进行检测,并对缺陷组44例和无缺陷组33例共计77例进行HIV-1 DNA病毒库检测。6个月后随访缺陷组和无缺陷组,收集缺陷组(74例)和无缺陷组(59例)共133例血液样本中的CD4+T细胞检测结果。结果 入组时,缺陷组的活化CD4+、CD8+T细胞含量均高于无缺陷组和对照组。缺陷组衰老CD4+T、CD8+T细胞含量与无缺陷组相当,均高于对照组,但仅在衰老CD8+T细胞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缺陷组比对照组检出更高的效应记忆CD4+T和CD8+T细胞,无缺陷组只检出更高的效应记忆CD8+T细胞。缺陷组和无缺陷组均表现出比对照组更低水平的中心记忆CD4+T和CD8+T细胞,无缺陷组中心记忆CD4+T细胞比缺陷组还低。对于幼稚细胞而言,无缺陷组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幼稚CD4+T细胞,缺陷组和无缺陷组的幼稚CD8+T细胞较对照组下降。HIV-1 DNA病毒库大小与CD4+T细胞数量和各T细胞亚群均无相关。活化CD4+T细胞、活化CD8+T细胞、中心记忆CD4+T细胞与6个月以后的后续CD4+T细胞数量呈负相关,r分别为-0.378、-0.334、-0.322(P<0.05);幼稚CD4+T细胞、幼稚CD8+T细胞与后续CD4+T细胞数量呈正相关,r分别为0.350、0.267(P<0.05)。结论 HIV-1感染者存在不同程度的T细胞亚群异常激活,部分T细胞亚群的异常激活与后续免疫功能的恢复有关,病毒库的大小与T细胞亚群无相关关系。

2014年成都市HIV抗病毒治疗效果和耐药情况分析

目的分析2014年成都市HIV/AIDS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后的疗效及耐药状况。方法对2014年成都市抗病毒治疗半年以上,年龄在15岁以上的1793例HIV/AIDS患者进行病毒载量和耐药检测,用卡方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治疗效果、耐药情况和影响因素。结果 1793例患者中,有1 696例(94.59%)病毒有效抑制,89例(4.96%)病毒抑制失败。分析发现传播途径、治疗方案和是否换药对治疗效果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前的CD4水平、治疗方案对耐药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耐药毒株主要是CRF_01AE型和CRF_07BC型。结论成都市的HIV/AIDS抗病毒治疗患者病毒抑制(94.59%)效果较好,耐药率(2.09%)也较低。需要着力提高治疗前的CD4水平低于200 cells/μl和用TDF+3TC+EFV/NVP治疗方案患者的治疗效果。鼓励患者一经发现感染及时开始抗病毒治疗。对于3TC的使用,应重点关注起始治疗1年内的服药依从性,进而降低3TC在治疗早期的耐药率,提高治疗方案整体的治疗效果。

成都市2014年-2015年人获得性免疫缺陷病毒-1抗病毒治疗耐药性及耐药株亚型分析

目的分析成都市2014年-2015年HIV-1抗病毒治疗耐药性和耐药病毒亚型分布及变化。方法选择2014年和2015年成都市接受HIV-1抗病毒治疗1年以上,且病毒载量超过1 000 copies/ml的患者血浆作为研究对象,采用PCR扩增目的基因并进行测序,确定耐药位点和病毒亚型,比较两年耐药情况。结果 2014年的98份血浆中,63例(64.29%)出现耐药;2015年的303份血浆中,225例(74.26%)出现耐药。2015年耐药比例与2014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014年EFV和NVP耐药率最高,均为57.14%;2015年仍然是EFV和NVP耐药率最高,均为50.22%,两年耐药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014年和2015年最常见的突变病毒亚型均为CRF01-AE和CRF07-BC。结论应对HIV-1抗病毒治疗患者的耐药性和突变位点进行长期监控,利于调整治疗方案和防控策略,避免耐药毒株的传播。

2014-2018年成都市VCT人群HIV-1抗体重组免疫印迹法检测阳性结果分析

艾滋病病毒(HIV)抗体确证试验带型特征可以反映感染者的感染状态[1]。重组免疫印迹试验(RIBA)是一种有效的抗体确证试验,可以缩短HIV抗体确证实验的窗口期,减少不确定结果的产生[2-3]。由于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CT)人群的确证阳性率高于其他来源人群[4-5]。本研究致力于对成都市2014-2018年VCT人群RIBA带型特征进行描述分析,以期获得该地区不同感染人群HIV-1感染规律和状态差异,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2015-2018年成都市HIV抗体确证实验结果分析

目的分析2015-2018年成都市HIV抗体筛查阳性样本确证实验结果,为制定防控策略及实验室检测策略提供技术支持。方法依据《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2009年修订版、2015年修订版)》对30 272份筛查阳性样本进行确证实验,结果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30 272份筛查阳性样本中,确证阳性26 125份,占86.30%;不确定2 771份,占9.15%;阴性1 376份,占4.55%。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确证阳性率分别为61.95%、1.86%、22.49%,以医疗机构的阳性率最高。26 125份确证阳性样本中,男性20 154份、女性5 971份,阳性率分别为66.58%、19.72%,男女比例约为3.4∶1;年龄主要分布在21~60岁,以21~40岁组确证阳性率最高,为31.36%;户籍分布主要为农村人口确证阳性率最高,为52.22%;人群分布主要以医疗机构就诊者的确证阳性率最高,为66.80%。结论成都市艾滋病疫情较为严重,应加强实验室的HIV抗体检测和质量控制,广泛开展HIV健康教育,遏制艾滋病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