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国际人士对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评述

2008年夏末以来,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全球。危机发生后,许多国际人士,特别是国外政治经济界人士和一些国际组织负责人,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和影响纷纷发表看法,并就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提出措施和建议,不少人还开始重新反思资本主义制度。以下是他们的部分评述摘编。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历程及启示

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漫长过程:从改革之初反思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到十二大提出"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三大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到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精辟阐述,到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之后又经过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等几次重要会议的积累,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实现突破,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认真总结这一认识历程,可以得出许多有益的启示。

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析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科学回答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关于为什么要传承和弘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和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等八个重要论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科学的价值定位;关于传承和弘扬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应该着重挖掘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积极向上向善、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今时代价值的思想精华;关于怎样传承和弘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的方针,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挖掘和阐发,努力结合当今实际和时代需要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酝酿与决策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经历了长期复杂的酝酿和决策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西部开发和建设问题的思考与探索,酝酿加快西部开发和发展战略的重要开端,加快西部开发和发展战略的进一步酝酿,西部大开发战略思想的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正式作出和部署实施。当然,有一点不能忽视,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处理东西部关系、西部开发和建设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作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

习近平关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思想论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关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目标要求,他强调要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关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具体措施,他着重提出要发展现代农业,稳定粮食生产,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培育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构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政策机制,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不断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推动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形成双轮驱动。同时,他还特别指出了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需要特别注意的工作方法问题,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严守党的农村政策底线,把握好时、度、效。

1994年以来瑞典社会党的理论与政策调整

1994年瑞典社会党重新上台执政以来,对其理论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调整虽然是瑞典社会党在多重压力下的被迫选择,但这些调整却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创新,也推动了瑞典模式的"奇迹复活"。然而,瑞典社会党的执政也面临许多挑战。

针对1995年李登辉访美而开展的反分裂、反“台独”斗争

针对1995年李登辉访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分裂、反"台独"斗争。从广义上讲,这场斗争从1995年5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1997、1998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前后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995年5月至1995年7月:从外交抗议到"四评六弹";1995年8月至1995年底:在与美方初步恢复接触的同时继续采取反击措施;1996年1月至1996年3月:围绕台湾地区领导人产生方式开展博弈和斗争;1996年4月至1998年底:适时将举行两岸政治对话提上日程,推动汪辜会谈再次举行,同时推动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至此,由李登辉访美引起的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紧张的局面得到明显缓和,这场斗争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

邓小平金融改革思想及其方法论启示——以2008年春夏之交的越南金融动荡为背景

邓小平的金融改革思想包涵着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包括:必须有效发挥金融的核心作用;要适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防止经济过热;对于外资,既要积极利用,又要善于利用、适度利用;必须充分发挥银行的经济杠杆作用;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改革之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刻地影响到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特别是2008年春夏之交越南发生金融动荡的背景下,重温邓小平的金融改革思想,依然能给我们以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毛泽东提出“政治家办报”的核心要义及现实启示

"政治家办报"是毛泽东提出并多次强调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重要论断和基本原则。概括起来,这一论断和原则的核心要义包括如下四点: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政治高度认识报纸的重要功能和作用,领导干部要亲自抓报纸;不断积淀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练就高超的办报艺术,把报纸办得既严肃又活泼。这四层意思实际上分别说明了办报为了谁、报纸是什么、由什么人来办报、具体怎么办等四个问题。政治家办报的要求在今天并不过时,新形势下需要继续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社、办新闻网站。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及贡献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积极探索,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中国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创造性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并围绕这一构想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策举措,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保障;二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独立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关问题,并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认识成果。毛泽东的探索和贡献,为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持续探索并最终提出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重要基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对中国国际战略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动,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得十分严峻。邓小平处变不惊,对中国国际战略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在国际形势剧变之际,首要的是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收敛锋芒,少说多做,埋头苦干,不称霸,不当头,不扛旗,永远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应该而且能够有所作为,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这些思考,对我们今天处理国际问题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从利益分化与利益协调的视角理解共同富裕思想

共同富裕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平同志把共同富裕视为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并将之归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赋予了共同富裕深刻的内涵: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思想包括先富与共富两方面,先富就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共富就是大家共同富裕.先富是手段,共富是目标.先富要带动后富,而共富不是同时同步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

勃列日涅夫时期外交政策中的政治文化因素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长期积累而渗透于精神深处的意识形态因素,对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性质和内容有着相当大的制约作用。苏联(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具有东西方二重性、大国意识、专制主义与人格崇拜三个特征,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外交政策明显的渗透着这些政治文化传统的因素。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是如何制定国际战略的

在抗战时期国际战略的制定和调整过程中,毛泽东一直遵循并坚持运用"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的方法。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制定了对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外建立反对日本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把国际战略的着力点放到了揭露并防范美英等国牺牲中国利益与日本媾和的阴谋,与苏联和世界人民共同建立反对战争反对侵略的统一战线上;当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二战性质转化为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之时,他又适时提出了联合苏美英等国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曙光初显,世界两极格局初露端倪,美国对华政策由扶蒋容共转为扶蒋反共之时,他在批评美国对华政策转向的同时,提醒中国人民防止斯科比事件在中国的重演,将联合苏美英的战略实际上调整为侧重联苏的战略。

毛泽东对新中国外交的历史贡献——基于为国内建设争取有利国际环境的视角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近30年中,毛泽东和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一起,确定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并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先后提出和实施了"一边倒"、"两面出击"、"中间地带"、"一条线、一大片"和"三个世界"等不同侧重点的外交战略,并据此制定和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粉碎了一些国家的战争威胁和战略包围,维护了我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利益,树立了新中国的外交形象,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争取了一个比较和平的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些成就加上探索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为改革开放后开创外交工作的崭新局面提供了重要基础和经验借鉴。

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反对四种错误倾向

如何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回答和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牢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否定、虚无历史,以古非今、简单复古,故步自封、盲目排外,妄自菲薄、去中国化等四种错误倾向。

大是大非面前的“三个不能”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态度暧昧,不能动摇基本政治立场,不能被错误言论所左右。'这'三个不能'的要求,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划出了面对大是大非不能为之的明确红线,丰富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内涵。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问题

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视野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既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为什么结合”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困境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因此,二者相结合也就是必需的。在“能不能结合”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相互融通和内在契合之处,为二者相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在中国共产党100余年的奋斗实践中,“第二个结合”结出的硕果实证了二者是能够结合的。在“把什么结合”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重在“基本”,强调普遍的根本的指导意义;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优秀”,强调跨越时空的积极向上的当代价值。在“结合成什么”方面,“第二个结合”,就是不断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进文化;就是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怎么样结合”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正确结合;抓住契合融通之处,进行有机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和一切从实际出发,进行切实结合;培养复合型人才,为进行结合提供高素质人才支撑。总之,“第二个结合”,是具有原创性意义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史、中华文明以至人类文明进步史上,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与贡献

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不能仅仅局限在新时代,而应将其放到党成立以来长期奋斗的宏阔历程和历史纵深中进行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这主要体现为:第一,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以及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提供了“合用的工具”;第二,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并阐明其基本内涵——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和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实际上已经蕴含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内容和要求;第三,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提出“批判地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等工作原则和方法,既“继往”以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总结、研究和继承,又“开来”以“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从而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方法指导;第四,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奋斗过程中躬行实践、勇于探索、率先垂范,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取得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要成果。

深刻理解和把握大时代观之“大”

深刻理解和把握大时代观之“大”,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树立大时代观并自觉在大时代观视野下推进工作、担当使命的必然要求。大时代观之“大”,从时间维度看,主要就在于思接千载,贯通过去现在未来、连接昨天今天明天;从空间维度看,主要就在于视通万里,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胸怀天下;从历史主体维度看,主要就在于以文化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世事演进维度看,主要就在于以文弘道,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具体察规律。这四个维度分别从时间之长、空间之广、主体之众、察事之深的侧面共同诠释了大时代观之“大”,也对做好新时代文艺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