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定量要素与刑法立法模式调整

在中国刑法犯罪定义中,定量要素是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关键标准,也是构建统一刑法典模式的重要基础和必要前提。这种立法模式有利有弊,其最大弊端是减损了刑法规范的明确性。特别是在自然犯的犯罪定义中,定量要素的界定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这成为混淆罪与非罪界限的重要立法因素。为了解决定量要素减损刑法规范明确性的问题,应当以立法方式规范司法定量,并推动刑法立法模式从统一刑法的模式向多元立法模式的转型。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的理论定位及实践要求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论述是对中国人权道路、人权实践成功经验的理论总结,是逻辑严谨的完整理论体系。在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论述的第四个坚持中,“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的理论论断明确了人权保障的目标与方向,也包含了评价一国人权状况的最重要标准。在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论述的体系下认识该论断的理论定位,它代表了一种综合性、实质性的人权观,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在人权领域的具体化,也是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和当代中国人权观中的“关键词”。为了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目标,必须在人权保障实践中坚持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并加强人权的法治保障。

证人保护与被告人权利保障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规定了更加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但证人保护与被告人知悉权、对质权可能发生冲突,各国为此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予以平衡,包括限制披露证人身份信息和采用视频技术或设置屏障的方式出庭作证等。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有必要在平衡证人保护与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基础上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美国刑法中的重罪谋杀罪规则评析

重罪谋杀罪是英美刑法中比较特殊,并引起很多批评和质疑的罪名。目前,美国大部分州的刑法仍保留有该罪名,但其适用范围和条件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实际上被限于在实施重罪过程中故意或过失造成死亡结果的情形。由于该罪名的设置仍具有一些积极意义且限制了适用范围,尽管存在比较严厉的批评之声,但绝大多数州的刑法仍然保留了重罪谋杀罪规则,短期内没有被废除的迹象。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推定制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推定制度是一项打击腐败犯罪的有力措施,属于针对缔约国的强制性要求。作为公约缔约国,我国应当履行条约义务,在刑法中确立针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推定制度,适当降低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故意、明知、非法占有目的等主观要件的证明难度,以更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促进廉政建设。

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加强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

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及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建立已日渐引起关注。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应被定位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而不应当是当事人或普通的诉讼参与人;一定范围内的程序启动权和广泛的程序参与权与知情权是被害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加强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应当是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重点;刑事诉讼法应当增加对被害人程序参与权利的规定和保障。刑事被害补偿作为国家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得不到民事赔偿的被害人进行补偿的一种救济制度,必须有法定的构成要件,被害人过错是刑事被害补偿法定的构成要件之一。要在保障被害人自愿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公诉与自诉转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协商、法律援助、刑事补偿等相关制度的探讨,来深化对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的系统研究,为我国建立切实高效的保障刑事被害人权利系统提供参考。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是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的新发展,也是指导依法治国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从理论上分析,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论述直接来源于三个“坚持”,即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论述主要包括“法治的生命线”论、“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论、“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论三个方面的内容。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过程中,应按照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要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法治实践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立法、执法、司法各环节更加注重贯彻平等原则,完善执法、司法监督制约机制,更好地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三统一。

论刑事没收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基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1条的分析

在对腐败犯罪所得没收程序中,规定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1条的明确要求。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80条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不应当确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针对贪污罪、受贿罪,立法有必要确立没收犯罪所得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这并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而是基于公平性和公共政策、举证便利性因素的合理选择。

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合理界定

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是国际上刑事司法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我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把被害人规定为诉讼当事人,从刑事诉讼基本原理的角度分析,这种把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提到当事人高度的做法存在一定的问题,并且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在司法实践中也名不副实。被害人的刑事诉讼中的科学定位应当是特殊的诉讼参与人,根据特殊的诉讼参与人的定位,被害人应当享有一定范围的程序启动权和广泛的程序参与权。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

为什么要研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这些问题？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常识，我们都知道，法治像电脑一样，它由“硬件”和“软件”两大部分来组成，法治当然离不开公检法等这样的机构，还有它们的人员，也离不开制定法律的体系。但是对于一个法治国家建设的水平而言，除了法治的“硬件”建设的水平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法治的“软件”。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被害人权利保障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不应忽略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被害人的合理定位应当是特殊的诉讼参与人,根据被害人的特殊诉讼参与人的诉讼地位及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需要,刑事诉讼法应考虑赋予被害人知情权、要求获得司法机关保护权、执行阶段发表意见权和获得国家救助的权利。应当明确国家救助制度的国家责任性质,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被害人有获得国家补偿的权利,而以《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规定具体的原则、条件、程序问题。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程序启动权之反思

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享有一定范围的程序启动权是被害人特殊地位的要求,被害人的程序启动权分为公诉案件的程序启动权和自诉案件中的程序启动权两种,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程序启动权具有辅助性、补充性的特征,自诉案件中的被害人程序启动权具有独立性。目前刑事诉讼法关于自诉案件的被害人程序启动权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应该利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契机,做出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证人保护制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2条是有关保护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的规定，“一、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制度并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适当的措施．为就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作证的证人和鉴定人并酌情为其亲属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者提供有效的保护，使其免遭可能的报复或者恐吓。”

2012年中国法治状况与2013年形势预测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八大”）胜利召开。大会总结了过去十年中国取得的新成就，指出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八大报告认为，过去十年，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步。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基层民主活力增强，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切实贯彻，行政管理体制、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①。报告还对中国今后的法治发展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

从于欢案看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若干问题

于欢案个案中反映出普遍性的问题,主要有正当防卫认定难、缺乏必要出罪事由和人民陪审员制度亟待完善等。为了解决刑事司法中存在的上诉问题,需要完善对刑法正当防卫规定的解释、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的刑法保护、适当转变刑事司法理念。

新时代我国司法民主制度建设与创新

从理论上分析,我国司法民主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司法领域的实现形式,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法治立场的具体体现,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在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司法民主制度具有维护司法公正、加强监督制约、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制度功能。在加强司法职业化改革的同时,应当进一步加强司法民主制度建设,重点应当是促进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质化和实现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治化,确保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有效性。

独立行政拘留程序之提倡——论行政拘留程序改革的“中间方案”

行政拘留是我国违法行为制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程序保障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并衍生出一定意义上的与刑罚轻重失衡问题,不利于加强执法司法权力制约监督,也不利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顺畅衔接。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中,行政拘留程序的建构原则应当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决定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其具体程序保障机制也应当参考国际人权法的相关要求。行政拘留程序改革不应是简单的刑罚化,也不应仅增加听证程序,而应当选择“中间方案”,建立行政处罚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独立行政拘留程序,核心是提供可选择、可放弃的事前司法审查机制,其实质是把行政诉讼救济机制前移至处罚决定执行之前。

劳动教养制度的法理分析

劳动教养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动教养制度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从法律上讲,劳动教养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法律及行政法规规定的一种行政处罚。自2012年10月,中央释放劳教制度改革的信号以来,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并由此引发了有关劳教制度的新一轮讨论。新年伊始,本刊特别针对这场讨论中的相关问题组织文章,澄清讨论中相对混乱和模糊的概念,希望对推进我国相关的司法体制改革有所裨益。

四个方面强化被害人诉讼参与权

我国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应当借鉴其他国家成熟、科学的做法，为了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应当考虑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赋予被害人下列权利：

收容教育制度存废值得关注

前段时间,某位演员因嫖娼行为被收容教育的新闻,使得收容教育制度在继劳动教养制度之后,再度成为法学界关注的严肃话题。实际上,学术界在较早以前讨论劳动教养制度问题的时候,也提出了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问题。由于此次事件中明星效应的缘故,收容教育制度的废止获得了额外的推动力量。199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通过,该决定规定:对卖淫、嫖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