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下乡与农村相对贫困缓解——基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评估

在数字经济时代,电商下乡能否有效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和促进共同富裕,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自2014年起实施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结合中国家庭微观数据,在县级层面考察电商下乡对农村相对贫困状态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电商下乡能显著缓解当地农户相对贫困,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发现,电商下乡能通过增加低收入农户的综合收入、扩大农村就业和兼业数量来减缓农村相对贫困。异质性分析显示,享受明显电商下乡红利的农户往往位于三线及以下城市或人口稠密地区,具有健康贫困、抚养比低的特征。

通往农村共富之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相对贫困缓解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如何让更多的农村家庭摆脱相对贫困,探索一条通往农村共富之路,是当下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基于“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开展准自然实验,研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宽带中国”战略能够显著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其机制在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增加农村就业机会(包括非农和外出就业)、提升农产品市场价值使农村家庭获益,从而缓解相对贫困。异质性分析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效果不是以“涓滴”方式均匀惠及所有群体,那些户主为男性、接受过小学及以上教育且拥有互联网技能的农村家庭更为受益。此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缓解相对贫困效果在未开通高铁和市场分割高的地区更明显。本研究可为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一定政策启示。

营商制度环境为何如此重要？--来自民营企业家“内治外攘”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8年度中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和世界银行营商环境项目调查的匹配数据集,从经验上考察了城市营商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家"内治外攘"行为(生产性活动vs非生产性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更好的营商制度环境下,企业家的经济活动时间将更长,并且在有限的经济活动时间中,用于"内治"(即生产性的日常经营管理)的时间占比将更高,而用于"外攘"(即非生产性的对外公关招待等)的时间占比将更低;在更糟的营商制度环境下,情况正好相反。本文研究结果为Baumol关于制度环境与企业家精神配置的理论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同时也对改善制度质量和政策环境以鼓励企业家创造财富提供了政策上的启示。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经验研究

既有文献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成因的解释集中在产业结构变动、技术进步、全球化、二元经济体制以及财政效应等方面,本文则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提供一种新的解释。通过一个理论模型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个体的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在资本和劳动存在替代关系的情形下,资本集约程度将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利用1990—2007年间省际数据的经验研究,确认了老年抚养比上升和少儿抚养比下降是解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即便控制其他潜在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各种因素后,上述结论仍是显著且稳健的。

空间依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重新解读中国的EKC假说

针对大多数经验文献往往忽视碳排放的空间依赖性,容易导致研究结论的偏误,本文采用较为前沿的空间计量方法研究2000-2007年我国29个省区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结果表明:我国人均碳排放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空间自相关性),人均GDP与人均碳排放量之间呈现出鲜明的"倒U型"曲线关系。进一步通过对碳排放EKC拐点的计算,本文描绘了各地区抵达拐点的时间路径,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的经验研究

通过对1993—2006年中国29个省区的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结构等相关指标进行测算,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二者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及变动情况。结果表明:(1)在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低分位点处的负面影响最大,高分位点处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2)在不同地区和分位点,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以及变动情况存在明显差异。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再测算与适用性研究——基于数据包络分析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的比较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FA)2种方法对中国29个省份1990—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进行测算和适用性分析。结果表明:2种方法估计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时间趋势基本一致,其中,技术进步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技术效率变动则起到负贡献;SFA方法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明显高于DEA方法;SFA估计结果显示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对平均、差距较小;而DEA估计结果则表现出鲜明的地区差异性,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相契合。比较而言,由DEA方法得到的结论可能更加可靠,也更能满足对中国经济现实进行解释的需要。

不可观测技能回报、结构效应与农村居民工资残差不平等

本文尝试在统一的框架下分解出不可观测技能回报、结构分布对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残差不平等的效应。利用CHNS数据得到的经验证据表明,不可观测技能回报上升引致的价格效应是工资残差不平等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结构效应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同时发现,1991-2009年间收入不平等扩大主要源于较贫穷群体收入不平等增加,而2000-2009年间收入不平等扩大主要源于较富有群体收入不平等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和公共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1991-2009年间不可观测技能回报上升以及由此导致的工资残差不平等加剧,而城镇化和外资有缩小残差不平等的作用。

技术劳动力短缺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生产率的影响——来自15省1533家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发现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技术劳动力短缺的影响因素及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企业技术劳动力短缺具有显著的正作用;技术劳动力工资水平高、能为员工提供培训的企业,其发生技术劳动力短缺的概率相对较小。雇佣关系不稳定的企业发生技术劳动力短缺的概率高。同时,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发生技术劳动力短缺的概率增大;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更容易遭到技术劳动力短缺;与西部地区企业相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企业发生技术劳动力短缺的概率高。技术劳动力短缺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作用。

农民工就业服务的需求与供给——基于五城市调查的实证分析

在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新形势下,满足农民工就业服务需求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五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就业服务的需求和供给状况。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就业服务表现为需求不足和供给匮乏的双重特征,年龄、婚姻、收入水平、就业状态、教育水平、劳动合同等因素对就业服务需求具有重要影响。个人、单位/雇主和营利机构是农民工满足服务需要的三大来源,而政府公共部门和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服务作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和加强。

区域经济差异、生产率的分解及收敛分析

本文以1990—2006年我国29个省区的数据为基础,通过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测算出各省区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4个成分,考察4个成分对劳动生产率增长收敛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国平均Farrell技术效率呈下降趋势,落后地区与生产前沿面渐行渐远;我国区域劳动生产率增长是发散的,尽管物质资本积累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及收敛有显著影响,但技术进步最终促使我国省区劳动生产率增长存在发散效应。

社会信任环境是否促进“大众创业”

“大众创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信任则是影响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本文试图研究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于微观个体创业行为的影响。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0～2013）的实证研究发现，在良好社会信任环境下，人们更愿意从事创业活动，而不是成为工资获得者。而且，在那些具有高昂的开办企业成本和难以获取企业信贷的地区，社会信任的创业效应得到放大；对于那些缺乏政治资本的个体，社会信任的创业效应也更大。

FDI技术溢出、人力资本与海西崛起

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利用1981-2008年时间序列,分析FDI对福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相比于国内资本,FDI对福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中等人力资本与FDI结合并不能对经济增长带来好处,而高等人力资本与FDI的结合才能促进经济增长;(2)FDI能显著提高福建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水平越高、FDI占比越大越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同时,FDI的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离不开一定水平的人力资本支持。

教育水平对农户就业行为和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来自中国1546个农户的微观数据调查

利用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教育水平对中国农户就业行为和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的教育水平对总收入有着显著的正作用,与农业收入呈负相关的关系,与非农收入呈正相关的关系,说明教育水平对农户收入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提高非农收入水平上。教育水平对农户农业就业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脱离农业就业而参与非农就业,而教育水平对农户的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表明教育水平的提升对农户非农就业具有重要意义。农户总收入在省际间存在显著差异,省际间的农业就业参与差异不明显,但省际间的非农业就业参与存在显著差异。

人格的力量:非认知能力对流动人口创业选择的影响

人格特征对于个体的创业选择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本文基于NEO人格问卷的人格特征维度量表,结合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考察流动人口的非认知能力对其创业选择的影响发现,外向性、开放性和严谨性都对流动人口的创业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而神经质对创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将样本分为机会型创业vs生存型创业、男性vs女性以及市区vs郊区进行考察发现,相对机会型创业,严谨性和神经质对生存型创业的影响更显著,但是外向性和开放性对机会型创业的概率提升显著高于生存型创业;相较于女性,开放性、严谨性和神经质对男性的影响更显著,但外向性对女性创业的概率提升大于男性;外向性、严谨性使流动人口在郊区创业要比市区创业的概率更大,而开放性、神经质的影响则相反。本文对于流动人口"草根创业"能够提供与既有研究不同的政策启示。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两极化及其影响因素

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过程中,居民消费两极分化已成为消费市场的一个突出问题。采用CHIP 1995、2002和2007年微观数据考察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两极分化现象,研究结果表明,中等消费人群逐渐流向上下两端,且向下流动速度更快;居民消费两极化现象有愈发严重趋势,越是处于消费分布两端,两极分化程度越高;在关乎民生的教育、医疗、住房消费领域,两极化现象更为严重,预示经济社会转型是当前我国消费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重要肇因。

人口老龄化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来自G20的经验证据

在经历快速的人口结构转变之后,G20作为一个整体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由于G20囊括了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其人口变化形态以及人口—经济关系格局错综复杂,跨国差异和阶段特征明显。人口变化直接映射到劳动力市场格局变化,各国劳动参与率普遍存在"倒U型"生命周期特征,在这一过程中,老龄化是导致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银发浪潮"将是倒逼各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调整的深处肇因。

试析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

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严重制约因素,而制约转移的根本在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滞后导致的劳动力素质低下。目前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少,机会不均等,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改进,即增加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对农民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加大农村卫生投入及破除就业迁移制度性壁垒。

福建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及经济增长源泉分析:1979-2006

基于索洛余值法估算出福建省1979-2006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就此对福建经济增长贡献做简要分析。分析表明:(1)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福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经过80年代高位水平波动后,进入90年代呈现微增趋势;(2)1999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经济贡献趋弱。充分表明福建经济增长呈现的资本驱动特征,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资本投入型经济增长。

最低工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在通往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有效改善相对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至关重要。最低工资政策作为保障低收入群体权益的一项重要规定,能否以及多大程度缓解相对贫困,值得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以及各区县最低工资数据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减贫效应的最终效果取决于工资效应与就业效应二者比较,平均而言,最低工资尽管会导致一定比例的就业损失,但将在更大幅度提升相对贫困家庭收入增长,从而总效应是积极正向的。进一步发现,最低工资减贫效应会因省区市场化水平和劳动保护强度而呈现异质性。研究结论对于当前相对贫困治理以及完善低收入家庭的纾困举措能够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