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动态分解、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

以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为框架,构造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指数对中国2006—2019年城市碳排放治理绩效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含义、跨期动态变化、区域均衡等层面对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指数进行多维分解,检验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第一,样本期内全国城市平均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动态分解结果显示,中国各地的平均碳排放绩效水平不断改进,创新效应对其贡献逐年增大但赶超效应贡献不足;第二,空间分异方面,珠三角、长三角、粤闽浙沿海、长江中游等东部地区城市群不仅平均碳排放绩效水平普遍较高,且碳排放绩效的增长速度较快,中西部地区仅成渝城市群碳排放绩效表现较好,中原、京津冀等城市群近年来碳排放绩效的改善速度较快;第三,基尼系数测度及其分解显示,近年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指数的分异程度逐步加深,分异成因主要为城市群组间差异,城市群内部差异贡献度较低;第四,Lasso分析及双固定面板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清洁能源使用、金融发展、绿色环保和科技支持能够有效改善城市层面的碳排放绩效,能源消耗强度和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对碳排放绩效具有负面影响;最后,城市群因子探测结果显示,各城市群间的驱动因子存在一定差异。

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理论变革、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化,现代通信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现产生了深远影响,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和经济社会生产方式转型的重要驱动力。在理论层面,数字经济扩展了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削弱了地理距离在产业组织和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成为支撑大规模公共资源自主治理的制度供给。在现实层面,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体现在效率改进、协同集聚、创新交互和生态治理平台化4个方面。在实践层面,推动以数字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升级、构建以云端集聚为依托的绿色经济体系、驱动以数字技术为触媒的绿色创新、提高以数字平台为依托的治理能力是实现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与此同时,要注重数字经济的风险防范,保障经济社会平稳绿色发展。

中国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测算与行业碳达峰预测

本文从边际减排成本入手,对中国工业各行业减排空间与碳达峰进程进行考察。在采用方向距离函数非参数估计方法测算1997—2019年中国工业行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基础上,对2020—2030年中国工业各行业边际减排成本变化趋势进行预测,研判了目前发展趋势下工业各行业碳排放达峰进程,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估算期内中国工业各行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均有明显上升,但各行业上升速度和减排空间存在较大差异。预测结果显示,现有发展趋势下我国大部分工业行业可在2030年按期实现碳达峰,部分重工业行业需加快转型速度。行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使用效率对各行业边际减排成本具有显著影响,为控制减排成本、加快碳达峰进程提供了可行思路。

金融资源错配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绿色信贷视角

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对实现碳减排目标有重要意义。利用200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我国金融资源错配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资源错配会导致碳排放水平提高,主要表现在金融资源错配使高耗能行业获得的金融支持增加而导致碳排放量增加,绿色信贷发展则减缓了金融资源错配对碳排放的增加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金融资源错配对中西部地区碳排放水平的影响比东部地区更强。未来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有助于修正金融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助力减碳目标的实现。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研究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对绿色金融发展前景和工业部门发展模式都带来诸多机遇与挑战。我国工业部门实现绿色转型的资金需求量巨大,且各地区工业部门绿色转型和碳排放水平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绿色金融逐渐难以匹配工业绿色转型的需求。未来需要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制定地方性转型金融框架,丰富转型金融产品类型,支持工业产业链绿色转型,加强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地方创新,兼顾公平与效率。

灵璧石音乐文化探论

灵璧石音乐文化,既有物质文化的遗存,也有非物质文化的传承。灵璧石清亮悠长、通透纯正的音质特点是由磬云山岩石独特的物质结构决定的。随着社会发展,灵璧石音乐的审美功能和审美心理也在不断变化着。历代皇家制磬首选灵璧石,灵璧石乐器的复制和传承从未止步,当地唯一性、独特性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迎来新机遇。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历史变迁、经验启示与未来进路

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01年的双层经营体制和乡镇企业发展,2002—2011年集体经济分化调整,再到2012年至今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建立股份合作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3个阶段。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同宏观经济形势、农村要素市场化改革取向、城乡关系调整须臾不分,同土地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变迁紧密相关,与合作经济发展相互补充、并行不悖。展望未来,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共同富裕依然任重道远,必须加大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和改革实践创新力度,努力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殊法人的新的实现形式和组织形式;强化镇域统筹,积极培育乡村两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体系。

科研院所大型科研仪器共享管理的现状与思考——以黄海水产研究所为例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和科研基础设施是用于探索世界、发现规律、实现技术变革的根本性条件支撑,地位至关重要,但我们必须看到,近年来我国大型科研仪器往往造价昂贵,使用效率欠佳,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国有资产的重大浪费。文章将以黄海水产研究所为例,探讨如何通过强化购置规划、查重论证、绩效激励、队伍建设等措施,进一步减少大型设备闲置浪费,释放大型科研仪器支撑科学研究的潜力,提高大型科研仪器使用效率等,以期为后续持续推动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共用工作,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循证经济学的逻辑推演、范式变革与发展前景

经济学的研究本质就是证据生产和证据传播的过程。近年来,各类决策者尤其是政策制定者如何获取、评价、转化、应用高质量的最佳证据进行循证决策成为经济学实践领域关注的重点。文章基于循证理念和方法应用于经济学的逻辑推演,从基本概念、研究内容、实践框架及方法运用等方面构建了循证经济学的基本范式,最后分析其研究现状和应用前景。研究认为:循证方法应用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虽逐年增多,但其研究过程仍不够科学,规范性不足,循证经济学的发展尚处于探索阶段;循证经济学的研究有着广泛的现实需求和应用前景,在研究者、实践者、实践对象和管理者四位一体的驱动下,由最佳证据组成的证据链机制将有力地推动循证经济学在科学研究、循证决策和实践应用中的发展。

双重滞后型区域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逐渐成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中国城乡失衡的巨大差异又决定了各自区域二者关系的不同。选取双重滞后型城乡关系的典型区域——甘肃省为研究对象,对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的现状进行描述与分析,运用1978—2009年的相关数据,通过协整检验、长短期的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方差分解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以甘肃省为代表的双重滞后型地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二者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城乡金融发展规模的非均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更为明显,而城乡金融发展效率的非均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较弱。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民生政策的演进与展望——基于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央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优化民生政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抓手。以中共中央发布的20个一号文件为研究样本,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进行文本综合分析和政策工具分析,刻画了农村民生政策的演进特征和优化方向,得到以下结论:改革开放40年来,20个中央一号文件构建了系统的中国农村民生政策体系;中国农村民生政策实现了全覆盖,但农村住房保障政策相对薄弱;农村民生政策工具的使用程度符合一般规律,但具体分类下的政策工具差异化明显;契约式和互动式农村民生政策工具的使用偏少,有效发挥市场力量和动员全社会参与是农村民生政策优化的重要方向。

从理论驱动到数据驱动:循证视角下经济学证据的演化与发展

文章立足于循证科学的视角和方法,以"基于当前可得的最佳证据"为基本原则,沿着从理论驱动到数据驱动的经济学方法演化路径,对从前古典时期到现代经济学各个理论发展时期的经济学证据演化进行了梳理,构建了主要包括证据来源、证据生产、证据评价等环节的循证经济学全证据链框架。研究发现,循证科学的理念始终贯穿于经济学证据的演化历史之中;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学"最佳证据"是一个广义、多源的各种最佳证据集合;大数据时代,经济学证据从理论驱动走向数据驱动,证据链得到优化升级,最终助推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与循证经济学的发展。

中国城镇化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文章基于动力机制的视角,运用31个省(市、自治区)2008至2012年5个连续年度的横截面数据和Eviews6.0,以市场化程度、产业发展、比较利益、开放水平等四个动力因子的相应指标作为自变量,对因变量——城镇化率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城镇化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经济学的融合发展——基于循证逻辑的证据研究

基于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进程,传统经济学面临着研究范式固化、决策科学性欠佳、成果解释现实不足等巨大挑战;同时,新文科建设对经济学提出了交叉融合、学科自新及贴近时代的新要求。在此背景下,引入以当前可得的最佳证据为研究核心的循证理念恰逢其时,其科学的研究范式为实现经济决策科学性、政策实施有效性和成果应用实践性提供了崭新视角。文章基于循证理念构建了全证据链框架,围绕管理者、研究者、实践者三方利益主体,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学政策、研究文献以及高校改革情况分别进行了证据生产、证据评价以及证据实践等分析。研究发现,经济学发展随国家政策的变化,深切体现了各阶段时代背景与社会发展要求下经济学的融合发展特征,但在科学性、有效性以及实践性方面仍有不足。未来,经济学应深度融入新文科建设,推动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学者献智有效、高校推广实践的融合发展路径。

西北地区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的历史演进——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回顾西北地区70年来金融体系的发展历程,重点剖析金融绿色化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演进,并选取2000-2017年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绿色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动态耦合协调度模型,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实证刻画二者间的演变过程。研究发现:在时间维度上,西北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从长期持续的拮抗阶段开始转向磨合阶段,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转向高度耦合协调阶段;在空间维度上,除了新疆与甘肃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较好的状态,其他三省的耦合协调度较低。未来西北地区的金融绿色化改革要与当地产业结构适配,促进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的良性互动,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绿色金融:发展逻辑、理论阐释和未来展望

经济与金融互生共荣,绿色金融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动能。通过溯源经济思想史中的绿色思想,刻画出绿色金融的演化脉络,并辨析了演化过程中相关衍生术语的内涵及异同;基于绿色金融发展的利益关联方,阐释绿色金融理论基础和核心特征,从而构建出绿色金融发展的四方主体框架。绿色金融研究未来应该遵循新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的国际视野;从区域经济协调体制机制、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消费者绿色行为、气候风险防范等方面创新绿色金融政策、市场、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碳价格的视角

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动力,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项促进温室气体减排的市场型环境政策,在“双碳”目标背景下能否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值得深入研究。文章以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19年碳交易试点地区上市企业的绿色专利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从碳价格信号视角探究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依据企业产权性质、企业所属行业进行了异质性讨论。研究结果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碳价格越高,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影响越强。进一步的异质性讨论发现:碳交易对民营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作用更强,而碳价格信号仅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碳交易对非高新技术行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作用更强,并且能够显著促进清洁行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碳价格信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效应,仅在非高新技术行业与清洁行业中显著存在。基于此,应在合理区间内有效促进碳价格提升,加强对不同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支持,注重碳交易政策和技术创新政策的协同发展,不断强化碳交易和碳价格信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助力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和全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与河西源区沙尘暴防治

人与自然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生态良好是人与自然和谐的 根本特征。在全国荒漠化、沙化趋势普遍得到遏制的今天，以民勤为典型的河西走廊荒漠化、沙 化趋势却在不断扩展，成为目前中国北方五大沙尘暴最严重源区之首。沙尘暴的危害是毁灭性 的，沙尘暴频发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要有效地防治沙尘暴、改善生态环境，就必 须从根本上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的演进逻辑与环境效应研究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以"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为动力与保障。通过梳理绿色金融政策,厘清其演进逻辑及节点性政策,以2012年颁发的绿色金融政策为准自然试验,应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金融政策的环境效应,得到以下结论:中国绿色金融政策发展经历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三个阶段;政策对减少污染物排放有正向效应,而对节约能源无显著影响;绿色金融政策能够通过支持环保产业的发展和提高污染产业的贷款门槛来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其传导机制主要来自于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和三次产业的优化升级。

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路径突破——产业链整合与产业体系优化

如何从大集体经营、小农户经营迈向现代农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以中共中央发布的20个"一号文件"为研究样本,运用词频统计和聚类分析进行政策文本计量研究,通过分析改革开放40年"三农"政策聚焦点的演变趋势,探究我国现代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路径和基本方向。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整合产业链、着力优化农业产业体系是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路径的核心;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经历了农业生产与研发双聚焦、农业全产业链构建、农业产业体系优化三个阶段,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推动作用明显;今后需要从推动产业融合、优化产业体系、坚持科技驱动和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等四个方面,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中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