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辅决录》考论与佚文拾遗

赵岐《三辅决录》是中国最早的杂传作品,是书主要收录从汉光武帝以来至赵岐之前已卒之人物,凡三辅地区人物,不分贤愚,一并录之。同时还收录三辅地区的名物。晋挚虞为之作注,有对地名的解释,更多的是对人物事迹的补充。其后正文、注文并行,古籍中引用往往混淆。是书亡于宋元之际,陶宗仪《说郛》有辑,清辑佚者有王绍兰、姚东升、茆泮林、黄奭、张澍五家,以张澍辑本最流行,然其中亦有未辑、妄辑、误辑、正注文不分等诸多问题。

太子晋与王子乔的融合——兼论“天下王氏出太原”的形成

《国语》《逸周书》中的太子晋是周灵王太子,明辨聪颖,惜乎早亡;王子乔为上古时期的仙人,以长寿出名。到西汉时期,因方术盛行以及宗族崇拜的需要,发生了符号转移,二人变为一人。东汉中期至东汉末年,处于二人是否为一人的辩争时期;魏晋时期,因托名刘向的《列仙传》的出现以及魏晋士人精神寄托的需求,这种转变为社会广泛接受。东汉中期,太子晋已被部分地区的王姓尊为始祖,但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受政治的影响,只有琅琊王氏皆尊太子晋为始祖。至初唐,同样因政治的影响最终形成"天下王氏出太原"的观念。

读《晏子春秋》札记

1．而礼不使也 《内篇一·二》：“群臣固欲君之无礼也。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君（案：此处脱“其”字。《晏子春秋集释》（以下简称《集释》）以为“以下文例之，‘其’字衍。”未若加“其”字为顺，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以下简称《校注》）以为脱也），

陆羽《茶经》校注

《茶经》作为现存最早的一部茶专著,不仅对研究中国茶文化有重要影响,同时该书还具有很高的文学文献价值。但遗憾的是,《茶经》在流传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错误,给人们研究、解读它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引此很有必要对原书作认真的校勘。本次校勘,以民国初年武进陶湘影宋《百川学海》本所收《茶经》为底本,参以四库本、竟陵本《茶经》,主要针对文中正文和注文中出现的讹误、脱漏等问题进行校说。

《焦氏易林》补说及校正

本文主要从校勘、文字、训诂等方面对《焦氏易林》中存在的讹误进行纠正,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补证和疏说,同时挖掘其中反映的一些历史事实、社会风俗等。

《管子》校诠(续)

《管子》一书,经历代学者考证,应是战国时期乃至秦汉时人所作。由于历史原因,里面存在许多错误,这就给读者带来一定的阅读困难。郭沫若称是书:"简篇错乱,文字夺误"、"号称难读",故此集十数家之考证,成《管子集校》。但是其《集校》有的只列前人校注而不做取舍,有的虽有选择然仍有可商榷之处,而且《管子》一书自身还有很多难点没有涉及。因此我们以尹知章注、郭沫若《集校》为底本,参以他书,对一些问题作重新讨论。

《管子》校诠

《管子》一书,经历代学者考证,应是战国时期乃至秦汉时人所作。由于历史原因,里面存在许多错误,这就给读者带来一定的阅读困难。郭沫若称是书:"简篇错乱,文字夺误"、"号称难读",故此集十数家之考证,成《管子集校》。但是其《集校》有的只列前人校注而不做取舍,有的虽有选择然仍有可商榷之处,而且《管子》一书自身还有很多难点没有涉及。因此我们以尹知章注、郭沫若《集校》为底本,参以他书,对一些问题作重新讨论。

读《荀子》札记(二)——《儒效》至《君道》五篇

以王先谦《荀子集解》为底本,以南宋淳熙八年台州公使库本(简称"台州本")、南宋孝宗年间坊刻巾箱本(简称"巾箱本")、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关中刘旦校刻巾箱本(简称"刘本")、南宋坊间元明递修本(简称"递修本")、《古逸丛书》影南宋淳熙年间浙北翻刻熙宁刻本(简称"浙北本")等为主要参校本,参以杨倞、刘台珙、卢文弨、郝懿行、王念孙、王引之、俞樾、王先谦及日人朝川鼎、冢田虎、久保爱等诸家注文、校勘,对原文及注文中一些值得商榷之处进行疏证,同时对前人观点未尽之处进行补说。

读《荀子》札记(三)——《臣道》至《礼论》六篇

以王先谦《荀子集解》为底本,以南宋淳熙八年台州公使库本(简称"台州本")、南宋孝宗年间坊刻巾箱本(简称"巾箱本")、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关中刘旦校刻巾箱本(简称"刘本")、南宋坊间元明递修本(简称"递修本")、《古逸丛书》影南宋淳熙年间浙北翻刻熙宁刻本(简称"浙北本")等为主要参校本,参以杨倞、刘台珙、卢文弨、郝懿行、王念孙、王引之、俞樾、王先谦及日人朝川鼎、冢田虎、久保爱等诸家注文、校勘,对原文及注文中一些值得商榷之处进行疏证,同时对前人观点未尽之处进行补说。

读《荀子》札记(一)——《劝学》至《仲尼》七篇

以王先谦《荀子集解》为底本,以南宋淳熙八年台州公使库本(简称"台州本")、南宋孝宗年间坊刻巾箱本(简称"巾箱本")、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关中刘旦校刻巾箱本(简称"刘本")、南宋坊间元明递修本(简称"递修本")、《古逸丛书》影南宋淳熙年间浙北翻刻熙宁刻本(简称"浙北本")等为主要参校本,参以杨倞、刘台珙、卢文弨、郝懿行、王念孙、王引之、俞樾、王先谦及日人朝川鼎、冢田虎、久保爱等诸家注文、校勘,对原文及注文中一些值得商榷之处进行疏证,同时对前人观点未尽之处进行补说。

先秦刑罚考

刑法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对人类行为的普遍性的约束,刑法通过所具有的强制性来保证其实施。从"刑"与"法"的关系论起,对三代及以前的重要刑罚做了详细的考证。证明"五刑"并非仅指五种刑罚措施,对商汤制刑进行了肯定。

宋前十家农书论考

本文选取史志目录著录的、现在已经亡佚的宋以前农书十种,进行简约的辩证,主要论述其作者大体生活年代、生平事迹;论述书籍在史志书目中的著录、流传情况以及亡佚的时间;通过他书徵引的佚文等推测其体例、主要内容;分析后世辑本中存在的问题;等等。

从《曹刿论战》到《鸿门宴》

由于《春秋》是鲁国国史,而《左传》为鲁人左丘明所作,对于本国的英雄人物进行了夸张的描述。从《谷梁传》和《管子》的记载来看,长勺之战是通过诈谋取胜,但《左传》却有意忽略此事。《曹刿论战》中"肉食者谋"说明在当时的社会意识中,普遍认为谋划战争是上层统治阶级的事情,《鸿门宴》中"竖子不足与谋"是说不能与被统治阶级进行谋划,两者相对应,"竖子"应指地位低下的人,而非"小子"。

孟子生于鲁国迁于邹国考

孟子的父亲属于鲁国之士,其居住地离鲁国国都曲阜不远,所以《孟子》书中说"近圣人之居"。孟子出生在鲁国,在年幼时他的父亲去世,被葬在鲁国。由于生活窘迫的原因,孟母带着孟子多次迁居,最后在邹国定居下来,成为邹国人。孟母去世后,孟子遵循合葬制度,将其母也葬在鲁国。

读《齐民要术校释》札存

《齐民要术》是北魏贾思勰所撰的一部综合性农书,由于历史原因,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错误;又由于时隔久远,书中一些语言的意义在今天已不能知,这些都给今天的阅读和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本文在缪启愉先生《齐民要术校释》的基础上,对原书未校及《校释》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苏武何以成为历史的选民

西汉时期和苏武具有相同经历的人有很多,苏武的事迹并不具有特殊性。苏武初返国,并没有被树立为忠君爱国的典型。苏武凭借着与当时实际掌权者霍光的关系,参与了霍光一手操纵的废昌邑王立宣帝的政治事件,由此受到宣帝的赏识,而苏武在政治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不能大肆宣扬,所以苏武出使匈奴之事便被重新提起,最终树立了他忠君爱国、不辱使命的形象。

从文字学角度论《庄子》文本的楚文字特质

宋文化、楚文化和殷商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则宋文化、楚文化应该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以往的研究多从职官、风俗、文学作品风格等角度进行阐释,本文从文字学角度入手,通过分析楚文字中的异体、合文、省文、虫书、假字等现象,解决《庄子》中一些疑点、难点,来证实《庄子》文本的楚文字特质,从而为宋、楚文字同源提供直接有效的证据。

小说研究中历史与传说的关系问题——从潘金莲弑夫说起

在小说研究中,应该正确区分历史和传说的关系。武大郎、潘金莲的故事属于传说,不应该将其等同于历史,欲从有限的文献中考证出原型。在《水浒传》广为流传之后,武姓人物形象受到诋毁,为纠正宗族形象,清河武氏对武、潘事迹重新进行了加工,因此清河武氏出土的武植墓碑以及武氏后人的描述是纯粹的虚构,不可尽信。"郎""莲"二字是宋明普遍的命名方式,已经带有虚构痕迹。潘金莲毒药弑夫的故事在古代很常见,今本《水浒传》中这一情节也只是对普遍现象的一种接纳,不可以事实视之。

论背景对《论语》阐释的作用

在《论语》阐释中,应该充分根据其他典籍的记载,将文句还原到具体的背景中去,而非单从文句作主观的引申与深化。通过对背景的分析可知,《子罕》“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色”不是指“女色”--卫灵公夫人南子,而是指“男色”--卫灵公幸臣宦官雍渠。《史记》载孔子凭借蘧伯玉而见卫灵公,是孔子圣化后的结果,在孟子生活的时代,至少还流传着孔子凭借颜雠由、弥子瑕、雍渠见卫灵公三种说法。《宪问》记载陈恒弑君、孔子请求讨伐陈恒是后人虚构的,实际上孔子在陈恒弑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暗中支持并促进了此事的完成。与陈恒作为政敌的阚止即孔子弟子宰予,因为阻碍陈恒弑君,违逆了孔子的意思,在《论语》中成为被否定的对象。

先秦舞者的身份及其地位

先秦时的舞蹈者大体分为专职舞者、业余舞者、民间舞者三类,专职舞者又可包括服务于统治者的"舞徒"和服务于富商大贾的舞者;业余舞者按其身份又可分为公卿、巫觋、器人、俳优四类。民间舞蹈虽然非常兴盛,但当时舞者的地位十分低下,没有人身自由,只是拥有者的个人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