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间文学的历史经验看作家在新故事发展中的作用

自从新故事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学现象而受到人们的注意以来,不少同志曾就它的属性问题——属不属于民间文学问题,发表了许多有益的见解,这对于人们正确地认识、研究、推动新故事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通过这种讨论,却也促使我从另一个方面,即从作家、文人对民间文学的作用方面来进行一些思考。

从《诗传》《诗说》谈到作伪、辨伪问题

明末著名的白话短篇小说家凌濛初,曾以相当精力从事过《诗经》的研究和刊刻,行世著作有《诗逆》、《诗经人物考》、《言诗翼》和《圣门传诗嫡冢》等四种。《诗经人物考》已佚,

不轻松的1989年

在过去的几年里,对于专业性强、承担古籍整理出版任务重,而又缺乏政府资助、享受不到特殊政策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来说,如果可以用举步维艰、蹒跚而行来概括的话,那末,到了纸张和工作大幅度提高、出版事业普遍萎缩、出版利润严重滑坡的1988年,那就只好用困难重重、艰苦跋涉来形容了。真的,每一想及书籍的征订数字急骤下降,有的仅为数十册、数百册,根本无法开印,而年出近二百种的图书中,其中约占80％经济亏损,10％可以保本。

简论《红楼梦》人物形象的丰富性

一同秦可卿之死、元春归省、探春理家、抄检大观园等故事情节的重要意义一样,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在《红楼梦》全书中也占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地位。它在全书情节结构上所具有的极大重要性、它在语言运用上所富有的鲜明特色。

论《红楼梦》对传统文学的继承

《红楼梦》的出现，将我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推向了从未有过的高峰。正象任何事物的诞生都有其远因近果一样，这高峰也并非无迹可寻、突兀而起的飞来峰，而是我国古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熏陶、熔炼的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告诉我们，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我的不开口的老师

除去孩提时代不算,我这54年的生命途程完全可以简单地划分成两个阶段:23岁前读书,23岁后从事编辑工作,这期间,在中国虽然是天翻地覆、风雨不断,可在我个人却平平淡淡、水波不兴。所以,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向组织上交“我的小史”、“个人自传”以及在十年动乱中写“认罪书”时会涉及个人经历之外。

新故事的政治意义和艺术特色

一新故事产生于革命战爭年代。群众中流传的关于革命领袖、红军、抗联等故事,可以看作是新故事的开端。全国解放后,新故事逐步多了起来,一方面是就地取材,现编现讲,而后逐渐定型为新故事;另一方面就是把作家的优秀作品加以改编,使之能够讲述,在群众中流传。但使这一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还是在一九五八年。那时各地出现了賽故事会,生活中大量的新人新事就在群众创作的新故事中得到了表现。

《水浒》的艺术性是为其投降主义的政治性服务的

(一) 一部政治上根本反动的文学作品,能够象《水浒》这样长期广泛流传,从而流毒甚深的,确实并不多见。《水浒》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在于它歌颂了“惟以招安为心”的投降派,宣扬了投降主义,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破坏农民起义的政治需要,即所谓“使好勇疾贫之辈,无以为口实,则盗弭矣”(大涤余人:《刻忠义水浒传缘起》)。因而,明清两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上自皇帝,下至一般地主文人,大都把它看成是“

民間文学界說

民间文学是一座绚烂陆丽的文学宝库,它珍藏着浩如烟海的内容健康充实、淳朴乐观、形式丰富多采的文学瑰宝,多少人曾在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面前惊叹不已! 研究民间文学,总结过去的经验,掌握它的艺术规律,批判地继承,以促进民间文学創作的进一步繁荣,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使民间文学事业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这是社会主义民间文艺学的根本任务。在深入地研究民间文学的时候,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哪些作品才算民间文学?所以,根据民间文学的特点,找出它和非民间文学的界线,给它划定一个科学的范围,是很必要的一件工作吧。民间文学本是有其历史范畴的。

资产阶级“红学”阴魂的再现——斥江青关于《红楼梦》的谈话

自称“半个红学家”的江青,一九七二年八月,在她同某个外国人的谈话中东拉西扯,掠夺剽窃,兜售了关于《红楼梦》的一大篇胡言乱语,充分地暴露了她的荒唐反动加无知的政治骗子嘴脸。鲁迅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概括旧红学派对《红楼梦》的各种主观臆说时曾经指出:“《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野心家江青,对抗毛主席的指示。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再评价

俞平伯先生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他对《红楼梦》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较全面地论证了高鹗的续书，对《红楼梦》原稿某些章节和八十回后佚稿情况作了合理的推断，在鉴赏方面也有新鲜独到而细致入微的意见。俞平伯在某些问题上，如自传说问题、八十回后的佚本问题等等，能够以真诚的学者态度，主动修正失误，使认识不断前进。对俞平伯在某些理论问题上的观点，需要作进一步澄蒜与其说他认为《红楼梦》是自然主义作品，不如说他认为《红楼梦》是现实主义作品更为确切。关于考证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他作过“过于拘滞”的自我批评，也发表过正确的看法。关于“传统性”、“独创性”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他的概括和阐述是有缺陷的，但也有一些精见卓识和思想光采。俞平伯红学的局限和失误，主要是对《红楼梦》“作意”的解释不完全符合创作实际，对作者的倾向性特别是在钗、黛的看法上不合作家原意，对《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价值认识不足，对《红楼梦》中的色空观念解释不当。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进行过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这场批判运动，混淆了学术与政治乃至敌与我的界限，是关于《清宫秘史》和《武训传》问题的批判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实际存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在学术方面的又一重要表现，它在总体上是应予否定的。

史学领域的一座丰碑

谢世于一九六九年的陈寅恪先生的全部遗著,已由蒋天枢教授加以校勘整理,裒辑为《陈寅恪文集》出版了。文集的出版所带给我国史学界的直接助益自然是无可怀疑的,然而,从文集的"出版无日"到"出版有期"的过程,不也正标志着我国学术界拨乱反正的进程吗? 陈寅恪先生毕生致力于我国文史的教学、研究工作。他在精读了我国经史古籍的基础上,又远涉重洋到美国、西欧学习各种语言文字。除古汉语之外,他熟识的文字包括了满、蒙、藏、英、法、德、俄、日、希腊、梵、巴利、西夏、突厥、中波斯、马札儿文等等。他以此为工具,广泛搜求中外资料,研治中国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他自然也接受了中外学者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

编辑随想

经历过年终岁尾一段时间的嚣烦,随着甲戌年的幡然降临,我又有幸静坐案前,得以细细地品味人生,随想联翩了.说是随想,可由于一直从事出版工作,想来想去还是被束缚在出版工作上,这真也是乐也在此,悲也在此.一 据闻,全国的出版社已有五百四十三家.对此,有人讲过多,有人说不多,似乎各有道理,这里的关键在于以什么作标准.出版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即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它是通过向社会提供多样的优秀的出版物,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健康的精神文化需要.如果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出版社的多少,那恐怕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的.试想,我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有五十六个民族在繁衍生息,总人口达到十一亿多,说是一个小小的联合国大概不为夸大,仅仅有五百多家“没有烟囱的工厂”在为他们生产精神文化产品,怎么能说多呢?!再看看我们的图书市场,还有那么多角落和读者并未及时引起我们出版工作者的注意,先不说尚未脱贫的地区,那里的人们温饱问题尚未解决,自然还难以顾得上读书看报.

论民间文学的主要特征

在我国漫长的阶级社会里,虽然产生了丰富而瑰丽的民间文学作品,可民间文艺学却并不发达,对民间文学特征的认识和总结,往往是点滴的,远不完备的。《诗大序》曾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汉代的《毛诗传》曾说:“曲合歌曰歌,徒歌曰谣。”这都包含着对民歌口头表述的认识。明末的冯梦龙在其《序山歌》中认为山歌是“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清代的杜文澜也在其《古谣谚凡例》中说:“谣谚之兴,

专业分工和分工专业

我国的出版行政管理部门非常重视出版社的专业分工,在建国初期,对于全国性和各省市性的出版社设置,就是依据专业分工为原则的,尽管这种专业分工的立足点并非一元化的,比如有的是按照图书的类别、学科进行分工,像文学、科学、戏剧、电影、曲艺、文物等等;有的则以读者对象进行分工,像教育、农村、解放军文艺、青年、少儿、工人等等,也还有的则以时代、地域、民族、语别进行分工,

九十年代古籍出版工作之我见

古籍的出版工作,是脚步蹒跚地进入九十年代的。今后十年的途程如何,这是由多种因素制约的,不能简单地用乐观或悲观等空泛的语言来概括。在这里,我想谈一些零星的想法,目的在于求得大家的指教。古籍出版工作也同其他专业出版工作一样,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事业,它担负着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方针,这也就是所说的注重社会效益。

冯梦龙、凌濛初和“三言”“二拍”

在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史上,有一些作品特别受到读者的喜爱,如果说蒲松龄以其《聊斋志异》将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推到了顶峰、曹雪芹以其《红楼梦》将长篇章回小说的创作带到了极巅的话,那末,早于他们一个到两个世纪的冯梦龙和凌濛初,则各以其'三言'和'二拍',将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推到了另一个峰顶。江苏长洲人冯梦龙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约卒于南明隆武二年(1646)。他的一生。

读《百家公案》小记

《百家公案》在我国公案小说的发展史上虽然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但是流传不广,极为稀见,不但鲁迅在治中国小说史时只能从《三侠五义》讲起,略一提及《龙图公案》,全不涉及《百家公案》;孙楷第撰《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属搜罗宏富的专著。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在红学史上的地位

政治上反动的胡适,已经用他所走过的道路:吃庚款出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马列主义的传播,参加段祺瑞军阀政府的“善后会议”和出任“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名誉秘书,接受蒋介石的“对大局有所垂询”,直至追随蒋介石逃到台湾省,证明他由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信徒。

新故事的普及和提高

新故事是大普及的文学,但要提高、能提高革命群众在革命实践中深知文艺的作用,了解它是“团結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因而要积极地掌握文艺,以动員自己的阶級力量,同阶级敌人、大自然展开斗爭。但是,他們要掌握什么样式的文艺,这是革命文学长期以来所要解决的重要問題。一般說来,革命的小說、詩歌、話剧、电影、民歌、曲艺、新故事等,工农兵群众都是要来掌握的,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