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形成”与“战争资本主义”:清代中国和早期现代欧洲国家的疆域演化模式比较

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的疆域史、民族史研究一直存在较大的误区,他们往往把中原和边疆二元对立起来,将中原称为所谓的“中国本部”,将边疆视为“外部世界”,且用“帝国”“征服”“殖民”等西方概念叙述历史上中原与边疆的关系,严重忽视中原与边疆地区。

在比较中理解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郑和率领的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也最强大的海上力量,然而他们在近三十年的远航活动中与几十个邦国保持友好关系,不仅没有主动挑起战争,而且给到访地区带去了温暖和友谊。郑和下西洋表现出的“强而不霸”现象,是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对外和平交往的典型例证。

“加州学派”与早期现代史研究范式的转换

早期现代史研究长期受西方中心主义范式的支配。在这种范式下,西方的历史被界定为一系列构成现代性要素的"西方特性",非西方则被想象成缺失"西方特性"的前现代社会。近年来,西方中心主义范式遭到多元主义范式的挑战,在这方面,"加州学派"的比较研究功不可没。该学派否定了"西方特性"论,致力于寻求西方与非西方历史的相似性因素,同时也承认两者的差异性。将西方与非西方社会平等视之、互为主体的交互比较方法将大有用武之地。

发现东方精神文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洲文化保守主义话语中的“文明”概念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主导的殖民主义体系形成,西方的商品、制度、文化以更加强烈的态势进入亚洲社会,给亚洲社会造成了深刻的民族危机,同时,这也是个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亚洲各国包括西方列强的殖民地都在寻求救国、强国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亚洲社会兴起之前,关于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各国一般存在两个竞争的思想派别:一个是“西化派”,一个是“文化保守派”。前者主张否定自身文化学习西方,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后者试图在保守传统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然而,西方的文化势力愈来愈强,加上“西化派”大力否定本国文化,传播西方文化,“文化保守派”进行了文化抵抗。本文谈谈印度、日本和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文化抵抗策略。

全球化进程中的文明观念与文明史书写

主持人(魏孝稷):文明观与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民主观、生态观深度嵌合。文明史书写体现了一种系统性的文明观念。当今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洪流当中,人类文明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应对种种全球性问题以及可能出现的巨大风险。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文明史书写是必不可少的。

破除“欧洲中心论”的困境及出路——从《偷窃历史》谈起

＂欧洲中心论＂在学理上受到愈来愈多学者的批评,在诸多学者的努力下,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愿望似乎将要变成现实,杰克·古迪先生的专著《偷窃历史》①（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无疑又为打破欧洲中心主义贡献了一份力量。

族群互动与族群认同的文化转向:以古典时期中国与希腊为中心的比较

世界历史进入古典时期,华夏国家和希腊世界在与周边族群的关系上有着类似的经历,即与周边族群发生了大规模的互动进程。与这次宏大的社会变迁相应的,族群认同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此之前,族群认同主要以血缘为标准,经过这次族群大互动之后,两大族群的认同发生了文化转向。以政治制度和文明价值观为核心的古典文化成为族群认同的主要标准。这种文化标准与逐步形成的文明—野蛮话语相一致。

西方帝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发展,帝国史研究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并出现复兴趋势。在西方史学界,复兴中的帝国史研究在新社会史、后殖民理论、妇女和性别史、新文化史、全球史等思潮的影响下,一反过去主要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维度来解释帝国的传统,开始从文化视角关注种族、性别、权力话语、身份认同、流动网络等问题,由此出现了所谓的“新帝国史”。如何认识近四十年来西方史学界帝国史研究的这种新变化?又如何评价西方帝国史研究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本刊约请了几位学者展开讨论,以期引起学界对帝国史研究及其影响的重视,并清醒地认识到将帝国史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陷阱。

西方汉学“帝国史”范式及其局限——兼谈“文明史”范式的可行性

西方汉学的历史书写存在一种以"中华帝国"概念为基轴的"帝国史"范式。该范式包括三种叙事,即突出"汉族"与所谓"异族"二元对立的空间叙事,围绕秦至清所谓"帝国时代"展开的时间叙事,以及传统中国政治的皇帝专制主义叙事。"帝国史"范式忽略了中原与边疆的互动一体化进程;以皇帝制度的建立与废止等政治事件划分历史分期极其狭隘,不能反映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专制主义叙事基于皇帝或皇权本身理解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陷入了还原主义。为了避免"帝国史"范式的缺陷,建构一种"文明史"范式,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汉学主义范式的空间结构——以《哈佛中国史》为中心的考察

汉学的大量输入确实提供了新的史学理论、方法、视角、观点和叙事手法,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界,与此同时,汉学本身也带有种种问题,比如西方中心论的烙印,背后隐藏的解构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化动机,等等,是为汉学主义的重要内容。然而,对于后者往往视而不能察,察而不能举。本文以畅销的《哈佛中国史》为中心分析汉学主义范式的空间结构,包括:'帝国'概念的滥用,内外对立的空间政治,汉族/他者的族群二元叙事。最后,讨论面对汉学的挑战如何从空间上定义历史上的'中国'。

菲利普·柯丁的比较世界史研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世界史研究的先驱菲利普·柯丁针对区域史研究的碎片化和传统世界史编纂的空洞化问题,提出了比较世界史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贸易”“种植园”“西方的扩张”“大西洋史”“全球移民史”“全球医疗史”等议题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并以个案分析的方法为世界史研究提供了可实证化的方向。而且,柯丁通过设立“比较世界史”研究生项目,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世界史学者,他们成为当今西方世界史研究的中流砥柱。因此,总结菲利普·柯丁的比较世界史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帝国主义没有不失败的

文明的傲慢只会掩盖更多的内部矛盾,文明的包容与互鉴、国家的开放与交流,才是当下世界最佳相处之道,也是解决外部危机与内部危机的根本之道。文化帝国主义是指为推动帝国主义扩张以及维护帝国主义统治而建构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表现为宗教、知识、文艺、教育、媒体、娱乐等不同形式,核心是所谓的"价值观"。两百年来,文化帝国主义大体相继呈现出三种话语体系,即盛行于19世纪的"文明等级论"、20世纪中期的"现代化论"以及20世纪后期的"普世价值论"。至21世纪,文化帝国主义更加傲慢和排他,但从历史长河看,它失败的命运是注定的。

互动视角下东亚文明史的空间结构——兼论中国的历史空间

当前东亚区域史研究以及中国史的区域化普遍存在两种视角,一是立足中心看边缘的中原中心主义;二是站在边缘看中心的边缘主义。本文试着结合两种视角,采用文明史书写范式,从宏观上描述东亚文明共同体的空间结构,并从东亚文明史的角度论述中国的历史空间。本文旨在回答以下几个问题:采用什么样的叙事单位能够更好地书写东亚文明史?历史上的东亚文明在空间结构上何以成立?在东亚文明史视角下什么是中国的历史空间?因此,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了文明史范式的优势;第二部分从互动的角度描述包括中亚和东南亚在内的东亚文明得以形成的交往网络结构,指出交往网络主要由贸易、以军事技术和交通技术为重点的技术交流、封贡政治体系、短期性和长期性移民、思想文化交流等内容组成;第三部分从中心一边缘视角阐释东亚文明构成的圈层结构:中心区(圈)、半边缘区(圈)、边缘区(圈);第四部分提出东亚文明史视野下中国的历史空间由中心区(圈)和半边缘区(圈)组成,两汉时期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历史空间的范围。

“帝国史”范式无法解读中华文明

“帝国”范畴的原型来源于西方历史,如从古代雅典帝国、罗马帝国到近现代英帝国、美帝国等。在西方语境中,尽管存在多种定义的“帝国”,但最常用的一种定义,具备三个基本属性:其一,一个民族或国家通过暴力手段对其他民族或国家进行征服和殖民统治;征服者对被征服地区进行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以及文化歧视;“帝国”包含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实践、制度和意识形态。

评平山长富对《历史评论》的评论

面对西方汉学带来的偏见,《历史评论》撰稿人及其同道不得不从事的一个工作,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对“西方中心论”制造的各种历史假象,尤其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假象予以拨乱反正。著名英文史学理论期刊《重思历史》(Rethinking History),于2022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以《历史评论》相关选题为对象的评论文章。

用“帝国”视角解释不了中国历史——《哈佛中国史》读后

《哈佛中国史》呈现的古代中国中原与边疆的断裂、"中华帝国"与边疆民族政权之间的"对立"和"征服",实际上是简单套用近代民族国家理论和西方的帝国概念观察和阐释中国历史而得出的结论。

“文明”话语与19世纪前期英国殖民话语的转向——以英属印度为中心的考察

印度作为英属殖民地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印度的知识成为英国殖民话语中最重要的环节。19世纪早期,英国征服了印度大部分土地,帝国版图也急剧扩大,英国殖民者需要建构新的殖民话语为帝国统治辩护。此时英国的殖民话语呈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即从注重英国与印度的“亲缘性”转向了“差异性”,其中“文明”话语或文明等级论是后一种殖民话语的基础。在这次转向当中,几位关注并深度参与英属印度殖民事务的思想家詹姆斯·密尔、托马斯·马考莱、约翰·密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可以“文明史”范式应对“帝国史”范式的局限性

“帝国”是存在于西方历史与现实中的概念,带有格尔茨所说的“地方性”。用“帝国”这样的“地方性知识”来描述或分析非西方历史时,一定会失真。正如罗素•福斯特所说,“帝国”只存在于西方文化中,假定“帝国”存在于西方政治哲学和西方历史学之外,是危险的。

西方汉学“帝国史”范式及其局限——兼谈“文明史”范式的可行性

西方汉学的"帝国史"范式"帝国"范畴的原型来源于西方历史。在西方语境中,"帝国"最常用的一种定义具备三个基本属性。其一,一个民族或国家通过暴力手段对其他民族或国家进行征服和殖民统治;征服者对被征服地区进行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以及文化歧视;"帝国"包含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实践、制度和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