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的理想信念教育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抗日救亡为方向,以党内楷模为标准,以党史学习为辅助,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的干部理想信念教育。马列主义信仰为干部队伍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民族解放旗帜紧扣理想信念教育时代要求。革命英烈品质为干部队伍理想信念教育树立标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使全党坚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的理想信念。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将抽象理论具象化、具体化,以多元化、多层次方法,立足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开展的干部队伍理想信念教育成效显著,影响深远。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各级领导干部不同维度的理想信念教育有力推动全党统一思想,坚定信念,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

1935年秋,西北革命根据地发生了严重的"左"倾肃反,史称"陕北肃反"。中共北方代表和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通过不同途径得到西北革命根据地"问题严重"的报告,遂派遣朱理治、聂洪钧等赴西北解决问题,加强领导。依据上级有关肃反的决议,加上当地的某些领导人的配合,依靠刚刚开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肃反领导人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一场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党政军领导的肃反运动。这次肃反造成了当时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长征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后,迅速释放了被关押人员,从政治上对"陕北肃反"进行了定性,在组织上对肃反的某些领导者进行了处理,初步解决了"陕北肃反"的遗留问题,化解了根据地的危机。

从“右倾机会主义者”到“正确路线代表”——刘志丹在中共党内政治境遇探析

刘志丹在中共党内的政治形象和历史地位曾发生过重大变化。刘志丹在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过程中,抵制了中共上级党组织"左"的指示和命令,因此陕西省委及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都认为刘志丹存在程度不等的"右倾"思想。这造成刘志丹在中共党内屡遭打压和排挤,甚至因"陕北肃反"被关入监狱,几乎遭受杀身之祸。中共中央长征抵达西北根据地后虽然制止了"陕北肃反"的蔓延,释放了刘志丹等肃反受难幸存者,但是并未纠正关于刘志丹"右倾"的政治定性。西北高干会上,中共中央高度肯定刘志丹在创建中共西北红军和根据地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建立的功勋,并被树立为中共西北根据地正确路线的典范。西北高干会确定的关于刘志丹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地位在后来被逐渐巩固和加强。刘志丹在中共党内政治沉浮是中共对自身认识发展变化的反映,比较集中反映出中共在一定时期政治路线、政策发展演变的复杂历程。

1935年初西北根据地形成原因探析

1935年初,为了粉碎国民党大规模军事"围剿",在陕甘边、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关于西北革命意见日趋一致,西北革命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干部队伍,陕甘边、陕北根据地遭受党内错误路线干扰相对减弱等有利因素的交互作用下,2月5日,陕甘边、陕北根据地部分主要领导人齐聚赤源县周家硷,召开周家硷会议,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初步实现了中共领导的西北根据地的统一。西北根据地的形成对推动西北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西北高干会整顿陕甘宁边区驻军研究

西北高干会期间,陕甘宁边区驻军与西北局、边区政府之间的矛盾成为会议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针对上述矛盾,会议主要对驻军所谓"闹独立性"和存在"军阀主义倾向"等问题进行了严厉批判,肯定和重申了西北局对边区所辖范围军事力量的一元化领导,强调边区驻军必须与边区政府和群众搞好关系。西北高干会对边区军事力量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政治上强化了中共对军队的领导,进一步明确了中共的一元化领导原则;组织上明确了西北局与陕甘宁辖区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前者对后者的绝对领导权。

“以巩固求发展”与“以发展求巩固”争论的解决——红军主力东征战略形成过程研究

中共中央抵达西北根据地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解决了"陕北肃反"造成的根据地危机,赢得了休整时机。但是,中共中央高层在红军主力下一步发展战略上却发生了分歧和争论。一部分领导人认为红军主力应该以巩固陕甘根据地为中心任务,"以巩固求发展";毛泽东等则主张红军主力应该尽快东渡黄河,开辟新根据地,"以发展求巩固"。毛泽东逐渐说服中共高层中的不同意见者,形成红军主力东征的战略共识,并通过了相关军事战略决议。随后,中共中央为实现红军主力东征战略,从政治动员、军事部署、组织领导等多方面开展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陕甘根据地“硕果仅存”外因探析

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后期中共"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这块根据地之所以能"硕果仅存"与当时国民党中央势力未能深入并有效控制陕甘地区,陕甘地区复杂的军政格局和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等外因有密切关系。正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为陕甘根据地"硕果仅存"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使根据地能"红旗不倒",成为中共中央及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复兴的出发点。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一元化领导的主要动因、举措和成效

中国共产党由于受“王明路线”影响,曾遭受重大损失,也影响中共党组织领导权威,诱发张国焘以军事实力为依靠挑战中共党的领导权威。延安时期,中共在面对全面抗战新局面时也曾出现中共党组织对军队、政权以及其他中共领导的组织和团体弱化和虚化等问题。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影响中共发展的亟待解决的严重制约因素。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将中共建设成为中国革命领导核心的任务和使命,通过处理典型党军关系事件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健全制度体系确保中共党组织一元化领导的实现。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决议和决定明确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并组织召开专门会议解决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延安时期,中共加强一元化领导强化了中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巩固了中共党组织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借助党的一元化领导实现了中共自身的发展和壮大,也推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核心领导集体的形成。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高规格纪念刘志丹原因探析

刘志丹是陕甘根据地主要领导人,牺牲在红军东征前线。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刘志丹进行了高规格纪念,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中共中央抵达陕甘根据地后,虽然在处理“陕北肃反”问题上存在局限,造成刘志丹政治上受到猜疑和组织上遭遇排斥,但是刘志丹顾全大局,全力维护中共中央领导权威,积极协助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开展工作。刘志丹与张国焘对中共中央迥然不同的态度给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留下深刻印象。第二,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通过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重大问题的重新认识和定性,逐渐认识到刘志丹在中共党史上的卓越贡献和重要地位。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领导召开西北高干会对刘志丹在党史上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肯定和评价。第三,刘志丹在领导革命斗争过程中体现出的坚定信念、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顾全大局等政治品质和个人修养与中共中央对党员的要求高度契合。总之,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高规格纪念刘志丹,既有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拨乱反正重新定性后对刘志丹历史贡献重新定性和评价的客观历史因素,也有树立党员楷模、加强党建的现实需要。

从危局中挽救中国革命:毛泽东领导巩固陕甘根据地的历程及作用

长征期间,张国焘公开挑战中共中央权威,导致红军公开分裂,使毛泽东遭遇中国革命“最大的困难”,也导致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局和困难境地。中共中央抵达陕甘根据地之际,根据地外部正遭遇国民党规模空前的“围剿”,内部“陕北肃反”也在恶性膨胀和蔓延。这导致陕甘根据地出现严重危机。毛泽东抵达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投入根据地反“围剿”工作,化解了根据地面临的军事威胁,给根据地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与此同时,毛泽东及时介入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处理,制止了肃反进一步膨胀和恶化,保全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陕甘根据地党政军干部。这为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土地革命时期,陕甘根据地的存亡事关中国革命成败。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扭转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期间被迫不断转战的窘境,为中共中央和各路主力红军保留了硕果仅存的“落脚点”,也为中国革命复兴提供了重要根据地。毛泽东在领导巩固陕甘根据地过程中发挥了重大而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是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的重要范例。

坚持原则与注重策略统一范例——中共中央处理张国焘问题研究

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为维护党内团结,对张国焘进行耐心争取工作,但是在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等原则问题上则采取坚决斗争,颁布《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明确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争论和分歧实质。张国焘抵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对其在长征期间所犯错误进行了集中批判,颁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对其错误进行政治定性,但在组织处理上对张国焘仍采取团结方针。当张国焘谋划和实施脱离中共党组织过程中,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对其进行耐心挽留和规劝,但是当得知其“脱党”决心已定后,立即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和《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清算张国焘在中共革命史上错误,消除张国焘问题在中共党内军中消极影响。中共中央处理张国焘问题实现了中共中央处理党内问题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转变,是其处理党内分歧既坚持原则又注重策略的范例。

实验室配合制备急性心梗动物模型

做好实验动物饲养管理工作十分重要,提高实验动物中心工作人员的能力素质、增强事业心责任感,配合实验者制备实验动物模型,完成实验课题是动物实验成败的重要环节。

浅谈怎样以制度刨新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基础工程，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战略任务。笔者认为，全面提高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实现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常态化规范化，关键是要以制度创新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浅谈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文明观的重要性

文明。是人类共同的期盼，不懈的追求。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战胜野蛮。从不文明走向文明，由低级文明走向高级文明的发展史。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刻地体现了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文明观，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和历史使命。

发展农机化 建设新农村——赴日韩参观考察的启示

为学习国外新农村建设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增强发展理念，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4月20日至30日，海安县委、县政府组织各镇镇长、农口部门主要负责人，赴日本、韩国学习考察。通过听专家讲授新村运动理论、一村一品建设经验、到农村实地参观考察、同新村指导者面对面交流，笔者对日本农业现代化建设和韩国新村运动有了深刻的认识，

感受日韩农村建设中的农机化

前不久，笔者赴日本、韩国进行了学习考察。通过面对面交流，特别是结合本部门的特点仔细询问、留心观察，对日本农业现代化建设和韩国新村运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家兔艾美耳球虫感染伴发肝胆管细胞癌

寄生虫感染作为肿瘤发生的生物因素之一,早为病理学家重视。在我国,华支睾吸虫感染与胆管细胞癌发生的关系,侯宝璋曾进行大量尸检调查和动物实验研究,明确了华支睾吸虫感染与二级胆管细胞癌的发生,有着密切关系。艾美耳球虫(Eimeria stiedae)是家兔寄生虫病中最常见的病原体之一,在世界上分布很广。该球虫在胆管上皮细胞内寄生,已有学者作了电镜观察;但艾美耳球虫感染伴发肝胆管细胞癌,作者尚未见专题报道,特报告3例如下。 1.发病情况和解剖所见 1985年12月自某实验动物场引进青紫蓝家兔30只,次年2月任选其中12只。

论魏金枝早期的诗歌创作

在现代文学史上,魏金枝是以小说家著名的,然而他的步入文坛,却是从新诗创作开始的。但是,对于魏金枝早期的诗歌创作,似乎从未有人评论过。为此,我们愿意开一个蹩脚的头,以期引来更多的研究。魏金枝于1900年出生在浙江嵊县白泥坎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六岁入私塾,十七岁高小毕业,因家庭经济关系,休学一年后,于1917年考入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浙一师是一所有进步传统的学校。

毛泽东与西北高干会

西北高干会前,毛泽东长期关注并试图解决西北党史遗留争论、西北局一元化领导、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这三个问题,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等主客观因素限制,这些问题都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西北高干会期间,毛泽东指导对西北党史遗留争论进行重新定性,强调西北局对陕甘宁边区政府、驻军等一元化领导,提出巩固和发展陕甘宁边区经济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西北高干会后,毛泽东对高干会关于上述这三个问题做出的相关结论进行了积极的维护和落实。毛泽东通过西北高干会基本解决了西北党史争论问题,理顺了西北局与边区政府、驻军领导隶属关系,解决了边区经济建设的指导方向,特别重要的是为当时中共全党整风运动如何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