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国两制”下中央对港澳特区的全面管治权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港澳特区的主权属于中国,在"一国两制"下,中央对港澳特区拥有全面管治权。中央对港澳特区的全面管治权以宪法和港澳基本法为规范基础,负有维护"一国"与"两制"的重要使命。中央全面管治权包括授予港澳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和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而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中,部分权力能够监督港澳特区的高度自治权,部分权力能够变更港澳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中央要依法、适时行使管治权。

流质契约禁止的原因与必要性

流质契约禁止的原因与必要性魏淑君流质契约，是指在抵押权设立时，于抵押合同中约定在债权已届清偿期而未受清偿时，则抵押物的所有权移转于抵押权人所有，在学说上又称为流押契约、流抵契约、抵押物代偿条款。我国《担保法》第４０条规定：“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法律思考

股份回购是指上市公司通过一定的途径收买本公司发行在外的股份的行为。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际上是一种减资行为，会对股票市场带来负面效应。但完善的股份回购制度也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如稳定股市、增强投资者信心、增加股份含金量。①股份回购还是常用的反收购措施。因...

公司法在中国的百年历程

公司与公司法均舶自西方。在与西方殖民者最初的贸易交 往中,古老的中国以自己传统的思维初识“公司”。洋务运动是中国以“公司”这 种企业模式组织经济生产的最初尝试,同时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催生了公司法 在中国的诞生。而公司和公司法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浮沉,也反映了中国寻求 现代化道路的坎坷和执着。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及其完善和发展——以“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实践为视角

从香港回归之日起,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是"一国两制"方针法律化的集中体现,也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核心。"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从提出到付诸实践的经验升华和成就凝结。随着"一国两制"的深入实践,也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处理和应对这些新问题,维护特区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

论证券法上的短线交易制度

各国证券法一般都设有内幕人短线交易制度 ,该制度对内幕交易可以起到预防发生的作用 ,因此短线交易制度补充了内幕交易制度的不足。短线交易的构成与法律后果是短线交易制度的主要内容。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几点思考

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回顾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奋斗历程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全面部署,对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高屋建瓴,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本栏目邀请了国内众多著名专家、学者,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以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的诸多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多视角多层次多维度地解读和研究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飨读者。

中国公司法史上的《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

《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是在抗战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南京国民政府为大力发展国营事业,在"统制经济"政策的指导下所颁行的法规。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具备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特质。该条例的颁行不仅对战时国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较大推动作用,而且对后世中国公司立法和国企制度形态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移植与创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之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商事立法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晚清《公司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篇之作。从《公司律》到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移植西方国家法律制度是近代中国公司立法的主要途径。但回顾近代中国公司立法史,我们发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为适应各时期工商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不缺少在移植基础上的大胆创新。近代中国公司法一贯采用的集诸多公司类型于一体的单行法模式,对世界公司立法也是具有贡献意义的立法经验。

关于我国信用交易禁止制度的思考

我国新颁行的《证券法》规定，证券公司挪用客户资金进行融资融券应当禁止。但是国际惯例一般允许证券公司用自有资金或自营股票进行信用交易。我国对此禁止是从防止过度投机角度出发的，新兴市场在发展初期也大都如此。事实上，融资融券本身并非坏事，对其禁止将使市场不易扩大。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允许信用交易，配以严格的风险控制制度，对其可能产生的过度投机加以防范，是能够做到的。我国在条件适当之时设置信用交易制度也是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港澳政策发展历程及演进逻辑

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澳门在每一段历史时期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都认识深刻、判断准确,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任务,分别提出和制定了相应的港澳政策。新中国成立后,“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港澳政策,架起新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利用港澳的独特条件和经济地位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60年代,“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明确了在条件成熟时,采用“谈判和平解决”港澳问题,充分发挥港澳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的独特优势;80年代,“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政策,为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开辟了切实可行的道路。随着港澳的顺利回归,“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成为现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国两制”事业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港澳政策发展具有内在逻辑性,它充分促进了港澳在不同时期发挥独特作用,始终适应国际斗争环境和国家外交战略考量,体现出鲜明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并朝着法律化、制度化和体系化方向发展。

人大释法的权威性与特区法治的维护——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权的几点思考

香港宪制秩序随着回归完成了巨大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的宪制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是中央直接行使的职权,有宪法和基本法上的规范基础。人大释法具有全面性,与基本法有同等效力,特区法院释法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产生。香港回归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成为特区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大释法在香港社会出现争议和质疑,但人大释法旨在阐明基本法立法原意,无损特区独立的司法权和审判权。尊重和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权威性,全面客观理解两个法系在法律解释制度上的差异性和联系,并完善人大释法的相关程序性、制度性规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和香港特区法院释法有机结合的要求和关键。

从法律文化到法治文化:回归前后澳门法文化的变迁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澳门自16世纪中叶起成为欧风东渐的着陆点和近现代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与交汇成为回归前澳门法文化的主要特征。1999年澳门回归后,基本法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法律开始施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依法全面贯彻落实。随着澳门新宪制秩序的确立和法制发展,以"提升国民意识和国家认同""维护国家主权""促进社会和谐"和"公平正义"等为核心内容的法治文化正在形成。

谈保证人的抗辩权

保证人的抗辩权是保证制度的主要内容。本文首先介绍了保证人的抗辩权的特点 ,论述了保证人的免责抗辩权和先诉抗辩权 ,其中着重论述了这两种抗辩权各自的法定事由 ,以及行使的程序和限制性条件。

历史的智识:中国百年公司法史的解读与启迪

公司与公司法均舶自西方。洋务运动是中国以"公司"这种企业模式组织经济生产的最初尝试,同时这种生产方式催生了公司法在中国的诞生。而公司和公司法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浮沉,也反映了中国寻求现代化道路的坎坷与执着。解读中国百年公司法,会对我们今天的公司立法产生启示与共鸣。

围绕法治中国建设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法治中国"命题的提出,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体任务的部署,明确了国家法治建设的总体目标,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论,昭示着中国法治进入一个整体建设、系统推进、追求实效的新阶段。在法治建设中,法治文化的培育至关重要,它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文化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促使这种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