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证明标准客观化的负效应及其克服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技术驱动下的统一证据标准和逻辑经验法则的可算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证明标准的可操作性,减少司法随意性,却显性地压缩了主观要素的适用空间,将证明标准引入更深层次的客观化,产生事实认定受到客观化规则侵蚀、陷入证据法定主义窠臼的负效应。在证明标准强调主客观融合的背景下,应当秉持证据裁量的基本立场,用证据裁量能动主义克服证明标准客观化的缺憾。客观化的证明标准只是底线的证明标准,是主观结论形成的基础,应当由事实认定者运用自由心证作最终的审查和判断。未来应通过制度建构纾解证明标准客观化产生的负效应,建立客观化证明标准的技术指南开示与异议机制,以期实现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领域的良好应用,促进司法现代化和司法进步。

我国抢先合并的认定标准研究

我国并购控制制度没有经过事后申报改为事先申报的过程,而是直接引入事先申报制度,导致与之配套的抢先合并规则存在诸多问题。应重塑抢先合并规则,纳入效率价值和秩序价值,将抢先合并和交易许可分开认定,明确事先申报时间,区分并购前协调活动的行为性质,允许经营者从事部分并购前协调活动,明确抢先合并的认定以控制权转移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