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编纂的技术问题

从晚近以来的法典重构运动观之,民法典的专业化与精细化乃是法典编纂的必然发展趋势,而民法典的编纂技术却是我国学界甚少关注的问题。当下,我国正在为编纂一部高质量的民法典而努力,因而在技术上借鉴他国的优良做法是有必要的。我国民法典编纂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在起草前期制定"立法原则",在起草时注重条文用语的精确性,在条文编排上采用开放型编排方式,在条名设置上采用"系统排列"方式,这样就有望用先进的编纂技术确保法典编纂的速度与质量。

论民法典的保守性

在对法典概念进行准确界定基础上,通过对以法德为代表的诸多伟大民法典的系统分析,得出法典往往皆为过去经验之合成,保守性乃是法典固有的基本特征。民法典之所以具有此种宿命,大体源自社会、政治及文化层面的四种成因。而这一现象本身所引发之启示在于:法典的价值不是或至少不再是法典文本本身,而是赋予法典鲜活生命并推动法典参与总体社会运动的商谈型运作机制。

妥适理解法律东方主义何以可能

在《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络德睦旨在揭示的只是对"中国有法与否"这一问题何以成为问题以及为何西方人对其答案如此在意的认识论根源与政治根源,并未触及作为法律东方主义之反题的东方法律主义问题,更谈不上所为此举是在为当下中国法的任何具体观念进行的辩护与背书。如何界定东方法律主义及其未来将呈现何种样态,本质上仍是一个译介政治问题,需要仰赖于中国知识与政治精英未来的耕耘与塑造。迈向东方法律主义,是一项长远的系统工程,需要尽可能摒弃褊狭的法律自我东方主义倾向,需要解决好如何认真对待本土资源的问题,需要处理好政治共同体软硬实力的均衡匹配。

从“历史终结论”到“政治发展次序论”:如何理解现在的福山?——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2015）.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共617页.1989年春,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保守派杂志《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上,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了《历史终结了吗？》（The End of History？）一文,

法治非法之所以可能——评《西方的掠夺:当法治非法时》

导论在晚近以来的历史长河中,虽然人们对法律、道德和政治秩序一直存在来自内部与外部的批评,然而,此等批评基本上是针对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以及应然与实然之间差异的强调。西方法律思想的基石及其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受到实质性的挑战;虽然资本主义民主仅是一种有限的阶级工程,却是较之集权主义秩序的一种进步,应当得到维持。

分时度假合同初探

分时度假合同是契合人类多元消费需求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合同。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对该合同有相对完善的法律规制制度。但在我国尚付之阙如。因此笔者建议:应将分时度假合同成文法化;立法时应参照一些国际组织的规范立法和行业规定,同时要结合我国当前休假制度、冷静期制度、格式合同的异常条款绝对无效制度以及开发商的信息披露和保证制度等等有效应对格式合同之弊端的制度都应当准确和全面地予以规定。

诞生于威权体制下的民法典

1998年7月17日,土库曼斯坦议会通过了取代1963年《土库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的一部新民法典。该法典于1999年3月1日正式生效,颁行之时的正式名称为《土库曼人之父萨普尔穆拉特的土库曼斯坦民法典》。威权对民法典的渗透及时代考验＂萨普尔穆拉特＂是一代传奇人物、

欧陆民法与宪法关系之演变:基于立法史的考察

近代欧陆民法典大多为威权时代的产物,法典编纂往往与君主立宪制集权政体相联系,是其彰显国家认同和实现政治统一的基本手段。欧陆民法典在晚近之前的崇高地位得益于其在西方民族国家建构中扮演着一种"宪制"法的角色,而它在晚近的衰落恰好处于"固有意义的宪法"朝向"立宪意义的宪法"之转变的延长线上。资产阶级国家的政体从自由主义类型的"法治国"朝向自由主义与福利主义兼济型的"社会国"的重大转变,导致欧陆民法典赖以建基的社会与经济基础发生了实质变更,欧陆民法典面临崩解危机当是必然趋势。欧陆民法典地位的衰落与其刚性宪法绝对地位之确立,两者之间呈现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

论自然债务

自然债务是民法学者很少涉及的一个概念。文章着重考察了自然债务、法定义务与道德义务之联系与区别 ,从而大体从理论上界定了自然债务的本质 ,并以此为基点探讨了其构成及效力问题。最后 ,就这一制度在民法典中如何规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全球视野下的法律移植效应

引论法律变革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技术援助项目而兴起,并经常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主要来自美国①的法律学者发起了第一次法律与发展运动。这场运动为拉丁美洲、非洲以及(受影响较小的)亚洲诸国带去了新的法典。然而,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在1974年却宣告了它的失败。

先秦法政思想的近代调用与当代重塑——从“春秋国际公法观”到“天下理论”

西法东渐初期,吸纳西方传教士的既有做法,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晚清士人秉持一种通经致用的比附之法,以图借助先秦法政思想重构新的普遍主义世界观,最终达致有效应对西方殖民现代性知识“入侵”之目的。经历百年沉寂,伴随中国崛起,当代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者在新的世纪赓续了这一知识传统,此等“春秋国际公法”观背后的思维逻辑又被重新发现和调用,以求在学术层面有效推助各自学科本土化之同时,亦能在政治层面为业已进入后现代性时代的人类社会提供一种更为公平的世界愿景。对中国知识精英调用先秦法政思想的百年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可为当下必然需要依托传统法政资源塑造的中国国际关系/国际法新观念的对外投射提供诸多镜鉴。

中欧亚国家民法典：一个比较性的概观

在民法法系国家，民法典是确立市场经济规则的基本法律文件。它一般包括物权法、合同法、损害赔偿法以及不当得利法等重要的法律部门。在一些民法法系国家，民法典也对商事主体、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监护、家庭关系、继承以及国际私法进行调整。随着苏联的解体，市场经济的复萌，在这些新近独立的国家中，较快地采用一部新的民法典，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法律播散:一个全球的视角

一、绘制法律地图革新举措是一个起点。它们将新的需求与满足带给这个世界,然后通过强迫的或自发的,选定的或无意识的。

东方法律主义的中国进路

由美国新锐学者络德睦所著《法律东方主义》一书,在2016年由魏磊杰译成中文并出版后,引发了我国法学界的热议,"法律东方主义"这一表达日渐进入中国法律学人的日常修辞之中。之所以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力,原因大体有二:其一,作为一种话语的"法律东方主义",因为涉及面宏大,议题性强,既能突破部门法的知识区隔引发法律人群体的讨论,亦可为不同立场之学人所借用,以资表达自身的政治偏好与倾向;其二,中国硬实力的不断提升,客观上也要求在软实力层面与之匹配,在知识生产中,更多地彰显自身文明的主体性,而作为"法律东方主义"之反题的"东方法律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可堪与这种时代的诉求相契合。法律东方主义造就的结果往往是作为主体的西方人可以不自知地声称拥有对中国法的最终诠释权。对于这样一种垄断性的话语霸权,不对其进行反驳是不可能的,但反思甚至反驳并不等于就是简单地否定。之于未来中国,这种"重置法律现代性"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从"法律东方主义"迈向"东方法律主义"的话语反转问题,究其根本就是在现有基础之上如何建构中国新法治体系话语的问题。建构中国新法治体系话语,绝非鼓吹学术义和团式的自我差异化,借此否定法治本身的"内在规定性"而填塞进其他东西,而只是意在对既有的褊狭的原教旨主义式的西方法治观念进行检讨与反思,以期为人类法治文明之精进开启另一种可能。本专题包含5位学者的短评,大体是对这一议题最新思考之结果,虽彼此之间论述视角与阐释逻辑各异,但最终的理论导向可谓异曲同工。诚愿这些点滴思索发挥抛砖引玉之效果,促发我辈学人能为中国法治之未来贡献更多的心力与激情。

法律帝国主义的本质、表现及因应对策

与传统样态不同,进入新世纪后,法律帝国主义呈现出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国家将本国法律向世界范围大幅扩张的态势。这种法律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将美国国内法和司法权凌驾于国际法与国际社会之上,通过建构全球法律帝国秩序来阻遏中国发展,维护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全球霸权。面对当前国际社会不确定性因素骤然增多,我国应从宏观外交与微观法律两个层面重点发力,反制美式法律帝国主义的掣肘与蔓延。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张力及反思——法治化思维与政治性取向的区隔

推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党内治理法治化的必然要求。一整套严密的党内法规体系可有效应对科层化必然促发的先进性与代表性危机,在“党—群”与“党—政”两个基础关系维度确保党的人民性。欲达此目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需要平衡法治化思维与政治性取向之间的张力:在制度框架建构的表层,需要依循国法思维完善党内法规;在制度导向设定的深层,依规治党与国法思维之间需要保持必要区隔。于此限度内,法治化并不具有先验的至上价值,努力将党的各项主张转化为高效合理的治理措施,并在治理实践中达致最大的政治效能应是当下及未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目标。

双标帝国:重新认识与评价美国

历史上,“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中文译名经历了亚墨利加国、花旗国、咪坚国、畔哩干国、亚美利加兼合国、亚美理驾合众国、大美联邦、米利坚国、米利坚合众国、美利坚合众国等诸多译法。伴随译名变化,国人的美国观也经历了“化外蛮夷之邦”“理想化完美国度”“令人爱恨交织的帝国”等多个阶段。

全球化时代的法律帝国主义与“法治”话语霸权

很大程度上全球化不过是新帝国主义构建全球垄断结构的一种工具与修辞。目前新自由主义统治使用了现代性的话语,其目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种服从强权者利益的权力格局。作为一种现代性子话语和机制的法律/法治往往被霸权国家或其他强权主体精心建构以掩饰其与掠夺之间的关系,而为一种更高程度的不平等的新帝国主义世界秩序赋予正当性与合法性。欧美的法律无疑具有正义与邪恶两方面的功能。在对法治的积极因素进行一如既往的倡导与鼓吹之同时,对法治的阴暗面进行彻底的暴露与批判能将其从掠夺的桎梏中真正解脱出来,使其成为一种能够驾驭与调控这个业已被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机制支配的失控世界的有效工具。通过客观描述帝国主义对历史与当代法律的影响,揭示似乎早已为宏大的"政治正确"话语所遮蔽的法治的负面样态,可为我们提供一种对全球化的政治意涵以及西方社会发展模式进行全面审视与反思的可能。

我国国际法研究的主体性缺失问题:反思与祛魅

我国在世界舞台上仍旧缺乏与其硬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使国际法治中国话语得以生成与转化,必须要改进与提升我国国际法的解释能力。而欲求改进与提升此种能力,就需要解决我国当下国际法学研究存在的主体性缺失这一最大问题,对传统国际法观念及其所支撑的主流国际法研究范式进行深度祛魅。立足于当下我国的国际法研究现状,除了继续深入推动国际法理论与实务的有效对接与互动外,我们还应在基础层面改进国际法教科书的内容,逐渐增添其本土化的色彩。同时,在研究路径上,从内外两个基本维度着力,渐进实现国际法学科的“科内整合”与“科际整合”。